江西
关于西安事变中国民党高官被杀的情况，需要先说明一个基本事实：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的核心目标是“逼蒋抗日”，并没有提前拟定一份处决国民党高层人员的名单。
事变中的绝大多数死亡，都发生在临潼华清池的短兵相接中，死亡人员以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和随行宪兵为主。
不过，在那一夜的混乱交火以及随后的事变善后过程中，确实有多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丧命。
如果要问有多少国民党高官被杀，从现有史料来看，直接死于1936年12月12日事变当天及随后几天的国民党高层人物，最核心的有这么几位。
其中，身份最高的是邵元冲。他属于国民党中央高层，是事变当夜西安城内死亡级别最高的官员，早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担任机要秘书，后来还参与过《中华民国国歌》歌词的撰写，在国民党内资历很深。
事变爆发时，他和其他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大员一起被安排住在西京招待所。12月12日凌晨，杨虎城的部队包围了招待所准备实施扣押，枪声一响，邵元冲误判了局势，不愿束手就擒，直接从窗户翻出去想爬墙逃跑，结果被开枪击中，两天后因伤重不治身亡。
可以说邵元冲的死充满偶然，如果他当时留在原地接受扣押，跟陈诚、蒋鼎文等人一样等待处置，完全可以躲过这一劫。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死者是蒋孝先。此人是蒋介石的堂侄孙，官至侍从室第三组组长，少将军衔，长期负责蒋介石的警卫事务。事变当天凌晨，蒋孝先乘车从西安赶往临潼华清池，途中被东北军拦截。
关于他遇害的原因，流传的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和他之前在北平担任宪兵副司令期间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有关，不少东北军官兵对他有积怨；也有史料记载他在被拦截后的混乱中被就地枪决。
无论如何，蒋孝先的死和邵元冲不同，他不是在华清池主战场被打死的，而是在途中被拦截处决的，属于事变中最具争议的死亡事件之一。
除了邵元冲和蒋孝先，华清池正面交火中还死了多名宪兵和侍从人员。宪兵第一团上校团长蒋堃在冲突中阵亡。侍从室中校秘书萧乃华为掩护蒋介石突围，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少校侍卫官蒋瑞昌、中尉警卫队长毛裕礼等人也在保卫行辕的战斗中丧命。
另外还有宪兵第二团团长杨国珍、宪兵第三团团长杨震亚，同样死在了那场战乱中。根据事后统计，蒋介石侍从室人员及卫队在此次事变中伤亡了十七人。加上宪兵部队和其他人员，蒋介石随员中确认死亡的大约有三十五人左右。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单独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随即被扣留，东北军内部因为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武力解决，一派主张和平谈判。
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久为首的少壮派军官突然动手，枪杀了主张和平解决、坚决联共抗日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这就是东北军内部著名的“二二事件”。
王以哲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将军衔，他的死虽然不是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当天，但直接源于西安事变的善后过程，也应该算作事变衍生出来的重要流血事件。
总的来看，在西安事变当天及随后几天直接死亡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包括邵元冲（中央执行委员）、蒋孝先（少将）、蒋堃（上校团长）、杨国珍（宪兵团长）、杨震亚（宪兵团长）等人，再加上后来二二事变中遇害的王以哲（中将）。
除此之外，还有多名中下级军官和普通侍卫、宪兵丧命。这些人大多数不是被有预谋地“杀”掉的，而是在交火、拦截、逃跑等突发状况中丧生。
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是扣押蒋介石进行谈判，而不是制造一场针对国民党高官的大规模屠杀，如果真有计划地处决高层，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也就彻底断绝了。
那么，为什么明明以活捉扣押为目标，依旧会出现高官死亡现象？而这就要放在当时的现场环境去理解。
深夜凌晨，到处漆黑，各个点位同时行动，通信并不顺畅，前线士兵很难第一时间分辨每一个人的身份。士兵接到的命令是控制目标，但是遭遇开枪抵抗，本能就会反击。
邵元冲深夜跳窗逃跑，士兵无法判断是不是要突围逃跑的武装人员，开枪属于现场应激反应，并不是接到命令定点处决。蒋孝先是被拦截之后，士兵知晓他过往的所作所为，出于愤恨将他处决，这件事也不是张学良提前下达的指令。
张杨二人的本意，依靠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对外抗日，倘若大批量杀掉南京高官，只会让南京方面彻底断绝谈判空间，直接开启大规模内战，这和他们最初的诉求完全相悖，所以从顶层设计层面，不存在大规模诛杀国民党高官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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