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满胖东来招聘刑满释放人员，是因为精神上还没有完成现代化

2026年8月14日，胖东来发布郑州店招聘公告，计划招聘100名退伍边防军人，以及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两类人员设置专属报名通道，具体岗位与要求待正式公告公布。

这是胖东来连续第二年向刑满释放人员开放岗位。次日凌晨，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透露，去年首批入职的30名刑释人员“没有一个离开”。

但有很多网民跳出来说，不应该这么做。理由主要是三方面，一是“普通人找工作都难，凭什么给他们这么好的工作”，二是“这些人就不应该被这么优待”，三是“受害者原谅他们了吗？”。

很多人不满胖东来招刑满释放人员，说白了，是因为脑子里那根弦还没跟上，没完成“精神上的现代化”。

每次胖东来宣布关于招聘刑满者的决定，网上都会瞬间炸锅。

很多人的想法也比较简单，觉得超市这种人挤人的地方，招有前科的人进来，这不是“引狼入室”？

其实，他们底层的逻辑，往往不是真的懂什么公共安全评估，而是脑子里有一种“认知错位”。

这种错位的核心就在于：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个人道德”，什么是“公共生活”。

他们习惯把私人领域的道德洁癖，强行套在公共生活的规则上。

什么叫“精神上的现代化”？放在这件事中，就是看一个人能不能跳出那种“非黑即白”的朴素直觉，用现代人的法治思维和契约精神来看问题。

在过去那种村里、胡同里的熟人社会，一个人犯了错，大家给他贴个“坏人”的标签，他这辈子就算完了，这叫社会性死亡。

但现在的公共生活，靠的是法律和契约。

刑满释放人员，在监狱里人家也是实打实地服完刑，已经付出了代价，法律上就已经是个清清白白的合法公民了。这种情况下，人家有手有脚，凭什么不能找工作？

但很多人还是停留在“私德”层面，而不关心公共生活的原则。

他们拿着自己心里那把“道德尺子”，去量公共空间的准入门槛，觉得“只要犯过错，就不配跟好人一起干活”。

在他们眼里，企业招人不是按市场规律和法律办事，而是得遵循他们的道德审判。

他们总是不明白，公共生活里的包容，不是非得评判谁“讨厌”或者谁“不是好人”，而是要求在法律和规则上，保障每一个合法公民吃饭的权利。

这种界限分不清，还体现在他们对“安全感”的过度紧张上。

去超市买东西，谁都想要安全。但现代公共生活之所以能运转，就是因为我们用一套讲规矩的制度，代替了人情社会的互相猜忌。

胖东来招人，背后其实有一套严密的风险管控体系，基本上杜绝了这些人在岗重新犯罪的可能性。

但那些不满的网友可不会看这些细节。他们被网上几句“出狱的人容易二进宫”的传言一忽悠，就会把个别的极端案例放大成天大的风险。这种恐惧，其实是前现代社会那种“熟人信任”崩塌后的应激反应。

在陌生人社会里，你没法靠个人直觉去判断旁边的人安不安全，你只能靠制度、靠法律。

当企业已经用制度给善意和宽容兜底，还有很多人拿个人的道德恐慌去否定整个公共安排，这就是对现代公共生活逻辑的一种抗拒。

这些人，他们更喜欢生活在那种嗑着瓜子评判谁谁谁人品怎么样的状态里，而不是用公共规则的尺子替代个人道德的审判。

分不清个人道德和公共生活的界限，还会走向“道德绑架”。

有些网友的逻辑是：“我作为消费者，就是看着他们心里不舒服，所以企业就不该招。”

这就很可笑了。公共生活又不是你家客厅，不是你想让谁进就让谁进。

这些人开车和骑电瓶车，大概也是那种不顾路权和礼让、横冲直撞的。他们衡量世界的尺子不是“公共”，而是“我觉得爽不爽”。

作为个人，你可以因为心里膈应，选择不去这家超市买东西，这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不舒服，就要求别人顺着你，要求公共规则为你的好恶服务。

把个人好恶当成公共正义，这就是精神没断奶的“巨婴”典型表现。

其实，胖东来的举动，一直都是在给社会的“精神现代化”趟路。胖东来并不是作秀，而是在“包容善意”和“管控风险”之间，找一条制度化的平衡之路。

真正的现代文明，不是没有瑕疵的乌托邦，而是先要承认人性的复杂，然后用理性的制度去缝合社会的裂痕。

那些走出高墙的刑满者，他们不需要你居高临下地可怜，也不需要你毫无原则地接纳，他们只需要一个能靠双手挣钱、重新做回普通人的正常环境。

从传统道德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很多人的不满，是出于对未知的本能害怕。

但正因为有这种碰撞，我们才更需要普及“精神现代化”。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讨论，把个人情感和公共规则的边界划清楚；也需要更多像胖东来这样的企业，用行动证明：制度化的善意，不仅不会损害安全，反而能降低整个社会的治理成本。

早就有数据证明，刑满者找到工作，犯罪率会明显下降。所以这是有利于公共的，而不是为了满足私人的厌恶就应该阻止。

另外，一个社会有多文明，要看它怎么对待弱势群体，或者对待那些犯过错、但已经挨过罚想重新站起来的人。

当我们在公共生活中，能放下个人的道德洁癖，用法治的眼光看权利，用理性的态度看风险，用制度的力量保公平时，才算真正跨进了现代文明的门槛。

精神的现代化，就是从“我”的道德审判，走向“我们”的制度共建。

只有跨过这道坎，那些在社会隐秘的角落里挣扎的人，才能和别人一样正常生活。

也只有这样，公共生活才能在包容和秩序之间，找到更加理性和公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