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企供应链公司总经理因开展融资性贸易自首！

近年来，随着国资监管不断收紧，融资性贸易、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行为持续成为审计、纪检监察重点查处对象。

近期，湖北某国企供应链公司总经理杨某，明知相关业务属于监管明令禁止的范畴，依旧推动企业开展无真实商业背景的融资性贸易，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案发之后杨某主动自首，最终被法院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融资性贸易为何屡禁不止？

所谓融资性贸易，本质就是披着贸易的外壳，实际开展资金拆借业务，交易缺少真实货物流转，更多依靠合同、发票、资金流水完成闭环操作。国家层面早已三令五申严禁国企触碰此类业务，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依旧有不少国企前赴后继踩入这一雷区，背后主要源于两方面现实动因。

一方面是扭曲的业绩考核导向带来的压力。部分国企经营管理者把营收规模当作首要追求目标，将账面数字等同于经营成效。真实主业增长存在天花板，想要快速做大报表，融资性贸易就成为一条看上去简单高效的捷径。有限的资金经过多轮循环流转，企业营业收入可以在短时间内成倍放大。原本十亿元的真实业务体量，经过几轮空转之后，报表营收就能迅速膨胀至三四十亿元。漂亮的财务数据可以完成考核指标，对外展示企业规模，也能给管理者带来表面的政绩光环，却完全忽略业务背后潜藏的巨大坏账风险，企业实际盈利能力没有得到丝毫提升，只是制造出虚假繁荣的假象。

另一方面，部分案件背后裹挟着利益输送，沦为腐败滋生的温床。少数国企负责人十分清楚融资性贸易的合规风险，却依然主动推动业务落地，背后往往掺杂权钱交易。借助国企的信用与资金优势，变相为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题，相关负责人从中收受好处，国有资金变相成为个别主体牟利的工具。

梳理公开司法通报，多地都出现过同类案件。辽宁多名国企高管违规推动煤炭、生铁品类的融资性贸易，给国有资产带来重大损失；广西多家省属国企原董事长强行推动和民企开展虚假贸易，分别造成数亿元以及六千余万元的资产损失，相关责任人纷纷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类案件中，很多已经不属于单纯经营失误，而是政绩观错位叠加权力失范共同酿成的恶果。

不止地方国企，中央单位下属企业同样出现不少违规案例。审计署公开的年度审计报告披露，多家中央单位下属企业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少则数百万，多则上亿元资金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中央纪委也将融资性贸易纳入政绩观偏差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内蒙古交通集团原总经理刘学武，为盲目做大规模，无视审计部门的风险提示，持续推动下属企业以大宗商品贸易名义出借资金，最终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本人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线索移交司法机关。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下属多家子企业，在监管多次提示风险之后依旧虚增收入，部分业务钱货两空，充分说明虚假贸易具有很强顽固性，属于国资领域反复出现的“牛皮癣” 问题。

终身追责，打破“人走责消”侥幸

针对融资性贸易屡禁不绝的现状，从中央到地方，制度笼子持续收紧，责任追究体系不断完善，彻底终结过去部分管理者“调岗即免责、退休即了事”的错误幻想。

早在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就确立国企重大经营投资终身追责制度，明确把虚假交易、空转贸易纳入追责情形。2023 年国资委发布贸易业务 “十不准”，旗帜鲜明提出对融资性贸易零容忍，划出贸易业务不可逾越的红线。2024 年正式实施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将融资性贸易、虚假交易正式写入处分条款，和违规担保、违规处置不良资产等行为并列，构建起纪律处分层面的约束。

2026年 1 月 1 日正式落地的国资委 46 号令，进一步细化完善追责规则，将追责情形扩充至 13 个方面 98 种，把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明确归入集团管控类追责事项。紧随国家层面制度，辽宁等地出台地方实施细则，针对虚假贸易业务建立资产损失量化分级机制。

按照规则，单笔损失100 万元即构成一般资产损失，直接责任人绩效年薪将被扣减一半以下；一旦单笔损失突破 1000 万元，划定为重大资产损失，责任人不仅全额扣减绩效与任期激励，还将面临免职、行业禁入等组织处理。最为关键的是，新规重申重大决策终身问责，对于恶意利益输送、巨额国资流失案件，无论责任人是否调离岗位、退休离职，都要一追到底。

同时制度也厘清集体决策的责任边界，不少管理人员抱有错误认知，认为业务经过班子集体讨论，个人就可以置身事外。但现行规则明确，集体作出违规决策，参与集体决策中持赞同意见的人员，同样需要承担对应责任。还有部分人以不知情作为借口，新规对此也作出约束，管理人员应当发现却未发现风险，或是发现问题隐瞒不报、处置不力，依旧需要承担责任。

湖北杨某一案的庭审陈述中，被告人就自述误以为经过集体讨论，就可以忽视经营风险，这也是很多国企从业者容易踩中的认知误区，司法实践已经明确否定这一免责逻辑。从行政监管、纪律处分再到刑事司法，一套完整的监管闭环已经形成，融资性贸易的违法成本大幅提升。

国企从业者应当守住哪些合规底线？

对于国企管理者、供应链业务从业人员，以及和国企开展合作的民营企业，都需要更新风险认知，摒弃过去的固有思维。

首先，要彻底破除过往的路径依赖，不能拿“过去都是这么操作” 当作挡箭牌。监管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旧的业务模式不能适配当下合规要求。46 号令、地方追责办法、处分条例已经清晰划定业务红线，继续开展融资性贸易，属于典型的顶风作案。

业绩考核也正在发生导向转变，单纯营收规模不再是评判企业经营好坏的唯一标尺，虚高的收入背后埋藏巨大坏账隐患，一旦爆雷，企业需要承担资产损失，相关人员还要面对纪律处分乃至刑事处罚。杨某拥有多年国企任职经历，职业生涯毁于违规贸易，教训十分深刻。

其次，厘清权责边界，拒绝盲目执行违规指令。业务开展过程中，不能只遵从上级指令，忽视业务本身的合法性。面对明显不符合监管要求的业务，不能抱有“领导安排我只负责执行” 的心态。

集体会议表决之时，需要独立判断业务合规性，不能一味附和。签字审批环节绝非简单走流程，每一次签字都意味着责任绑定，后续一旦爆发风险，签字人员很难规避追责。同时杜绝“不知情” 的侥幸心态，岗位赋予管理职责，就意味着负有风控审查义务，业务出现重大风险，不能以自己没有主动发现为由推脱责任。

再者，供应链业务要坚守真实交易底线，做实“四流合一”，也就是合同流、资金流、货物流、发票流相互匹配。业务开展过程中，不能只核查书面单据，更要穿透核查业务实质，重点关注货权是否实际由本企业掌控，警惕上下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人为增加不必要贸易环节等高危信号。贸易的核心应当赚取购销差价，而不是依靠资金占用获取收益。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绝非用来粉饰业绩、输送利益的工具。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等刑事罪名时刻提醒从业者，即便个人没有收受钱财，仅仅因为履职过程中违规决策，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同样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融资性贸易这条曾经看上去的“捷径”，如今已经布满雷区。对于国企人而言，放弃泡沫化的规模幻想，深耕主业，踏踏实实做真实业务，守住合规底线，才是行稳致远的唯一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