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西塔，一个街区里的四百年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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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沈阳西塔，你会想到什么？是霓虹闪烁的朝鲜族风情街，还是深夜食堂里的烤串与米酒？在历史学者宋念申眼中，这个仅1.2平方公里的街区，近四百年来曾是清朝的藏传佛教圣地、日俄铁路博弈的断裂带、朝鲜移民的落脚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车间，最终变为后工业时代的消费地标。

清华大学教授宋念申的最新微观史著作《西塔》，就用“显微镜”式的眼光，追踪皇帝、僧侣、军阀、移民、工人、商贩的足迹，讲述了这个小地方如何串联起东北乃至中国的现代转型。前不久，宋念申接受《上海书评》专访，从西塔出发，一路畅谈边界与国家、普通人的能动性，以及“东北文艺复兴”之外的复杂侧面。邀请你跟着这篇访谈，一起进入《西塔》~

《西塔》，宋念申 著

采访︱丁雄飞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文景获授权转载，有删减。

我们先聊您最新的一本书《西塔》。为什么选择研究西塔？或者说，为什么研究东北？和您的个人出身与经历有关吗？您说西塔兼具中心与边缘的双重性质，如果把它换成沈阳老城、铁西、满铁附属地，您要讲的故事会发生什么变化？

宋念申：我是北京人。我与东北的渊源其实结得很晚。第一次去东北时，我都快三十岁了。在那之前，我对东北、边疆都几乎没有概念。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学在北京念，第一份工作也在北京。正因为对边疆完全陌生，当我骤然涉足那片土地，所受到的冲击格外强烈，发现了许多与身在首都时对边地的想象大相径庭之处。当然，也因为外来者的身份，我看待边疆的眼光，与本地人呈现出微妙的差异。那次东北之行后来深刻影响了我的学术。我硕士论文写的是中韩之间围绕高句丽的争端，当时想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消失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古国，会在二十一世纪初变成一桩外交难题？

其实，研究题目的选择，有时是件极其偶然的事。与其说是我“选择”了题目，不如说有时仿佛是题目找上了我。我最早知道西塔这个地方，大约是在2012年前后。那时我还在读博士，到沈阳查找博士论文——也就是后来《划界》一书——所需的史料。当地朋友对我说：你不是研究朝鲜族的吗？这里就有一个朝鲜族聚居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小社区。到2016年，我对这个地方已有了些了解，便动了心思：能不能以此为起点，试着挖出一些更有延展性的话题？我重新去做田野、找资料，察觉到它惊人的阐释潜力，写一本专著的念头也渐渐萌生。整个过程并非事先设计好的，更不是为了印证某个既定的历史观点，才刻意去寻找这样一个案例。

我认为西塔体现了一种“多层次的边缘与中心的叠加”。西塔如今是绝对的市中心，但在当年城市发育的过程中，它恰是几股势力交汇拉锯之地，因而又显得相对边缘。沈阳是东北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而东北置于整个中国的版图中，又是一处边疆。但在清朝，你却不能说东北是绝对的边缘，因为清廷视东北为“龙兴之地”，在其上寄托了极为厚重的政治与宗教意涵。所以无论从哪个层次来看——小至西塔社区，大到沈阳乃至整个东北——都是中心与边缘的彼此叠加、相互缠绕。正是这种叠加，构成了它足以被展开书写的历史空间。

当然，很多人问我，与其他社区相比，西塔的独特性在哪里？其实我一向强调，用这种方法，我可以去看待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内蕴着全球性，都汇聚着流动与多元。西塔与满铁附属地或铁西唯一的不同，在于它还承载着清朝那一段历史。正是这段历史，让我们直接审视清朝的内陆亚洲政治，并追溯这一空间如何一步步过渡到现代的铁路空间、工业空间乃至后工业空间。除此之外，我以为，只要带着“全球地方史”的视角去打量，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写出一个相当精彩的故事。

《西塔》内页实拍图

从清朝到当下，您把西塔呈现为一个不断叠加、重组、流动的空间。您认为空间史可以补足传统政治史、社会史的哪些缺陷？它会不会削弱历史进程中的冲突、断裂与事件性？西塔作为社区，处于各种“跨地方”的流动网络之中，它如何仍能成其为一个可辨认的“地方”？当您在社区、城市、东北、中国、东亚等多个尺度之间来回切换，如何平衡“拉近看”与“拉远看”？

宋念申：传统史学，无论中西，大抵皆以时间为轴来分期与断代。这种分期方式诚然能勾勒出国家的形成与演变历程，但落到一个具体而微的地方，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其实大不相同。比如1912年清帝逊位，这对整个中国而言无疑是天大的事。但在东北，这一年的变化并没那么剧烈，整套官僚机制基本完好地延续了下来。因此借由一个具体的空间，串联起所有这些分期，对它作长时段的考量（不只是微小的地方，也包括更大的单位，比如“中国”），它的延续性究竟在哪里，便会比较清晰地浮现出来。当然，你说这或许会弱化历史中的断裂与冲突，我倒觉得弱化也无妨。我们看待历史，本就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个角度。强调断裂的历史书写，自有其价值，但断裂的另一面就是延续。在这两本书里，我所着力凸显的，或许更多是这样一种延续。

所谓“地方”，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我们对地方的理解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而地方自身的性格，也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积累并被重新塑造的。中国亦是如此：它并非某种僵化、封闭的存在，而是在内部与外部持续的交流、冲突、协调与妥协之中逐渐生成的。因此，中国是一个过程，任何地方也同样是一个过程。倘若抽离其间的流动性与交互性，我们便无从真正理解它何以成为其所是。

于是我们也可以说，微观史与宏观叙事从不是对立的。我们之所以关注一个小地方，恰恰是因为它能与我们的宏大叙事构成某种对话，或与之相互印证——这种关系本不必是单一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个微观的地方，仅仅是为了呈现这个地方本身，那我们只是写了一部地方志。背后倘若没有更宏大的关怀，便不构成真正的微观史写作。好的微观史——比如王笛老师的《茶馆》——注定要回应宏观趋势，回应国家与社会关系这样的大问题。二者完全不矛盾。

我碰到很多学者，尤其是做社会科学的，都会很自然地问：你选这个地方，它的代表性在哪里？历史学者或许不太会纠结于所谓的代表性。因为如果研究背后有着更宏大的理论关怀，我们并不在意它能代表多少个类似的社区或城市，而是在意这样一个微小的空间，能对自己的理论构成怎样的补充，或对背后的叙事构成怎样的挑战。这本身就有意义，而不必去比对它与多少个城市相似。

今天的西塔是1998年重建的，1644年建成的喇嘛塔已不复存在，藏传佛教的痕迹在此地也几乎消失殆尽。根据您的研究，随着清政权退出历史舞台，盛京七寺在民国快速衰败了。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了解沈阳佛塔和喇嘛的故事？您希望通过这部分内容来回应当下清史研究中的什么问题？

俄罗斯明信片中的西塔，约1904年

宋念申：要理解东北的空间意义，我们就不能仅仅从晚清的“闯关东”讲起。在此之前，这片土地已经承载着极其复杂的历史与空间网络。以西塔（延寿寺）及其背后的盛京寺庙网络为例，清代在此建造藏式窣堵坡佛塔，不仅是出于单纯的宗教信仰，更关乎清朝宏大的内陆亚洲政治建构。作为清政权最早建立的一批敕建寺庙，它们生动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如何理解、利用并重塑自身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

深入探究这些寺庙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特别是考察喇嘛的科层化管理及其与官庄、土地和国家机构的关系，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清朝皇帝是如何认知并管理这种宗教设施的。这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施主—福田”（施供）关系，清朝皇帝不仅是宗教的赞助人，更是将其纳入官僚体制的直接管理者。这关照着一个更大的历史命题：东北在整个清朝的内陆亚洲政治体系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独特的位置？当我们谈论清朝时，当然应该关注新疆、西藏或蒙古，但东北同样至关重要，因为这里是清朝构建藏传佛教跨边疆网络的起点与试验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清政权解体后，这里的一些政治痕迹会迅速消亡——因为原本人为维系它的政教体制与国家支持断绝了，盛京藏传佛教网络的兴衰，恰好成了展现这种断裂与延续的最佳空间样本。

在当下一些清史讨论中，经常存在一种“二选一”的认知惯性：究竟该强调清朝是一个内陆亚洲王朝，还是一个中原王朝？我认为这种二分法本身就是很值得商榷的。在清朝统治者的认知与政治实践中，内陆与中原并非截然二分，而是通过精妙的政治运作融为一体的。我在书中举了一个文本互证的例子：为盛京四座藏式佛塔配建的寺院里，都立有满、汉、蒙、藏四体碑文。仔细对读会发现，这四种文字版本并不能简单视作以某一种语言为“母本”的翻译，而是针对不同受众的互文性表达。它们同时“撰”“译”，相互生成，必须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才能完整呈现出大清统治者对这个多族群国家，以及国家与宗教关系的统合性理解。

北塔法轮寺的四体文碑

这种空间与身份的统合在乾隆皇帝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一生作诗数万首，或许文学性不佳，但我更愿意将它们读作一种政治宣示的文本。例如他在东巡时为北塔法轮寺题写的诗，他在其中犯了一个看似让人瞠目结舌的错误：他根据该寺的汉文名称“法轮”，将其附会为“转轮王”（指向“佛法之轮”，即Wheel of Dharma），而完全无视了该寺主尊其实是“时轮金刚”（Kālacakra，指向“时间之轮”，即Wheel of Time）这一基本宗教事实。但这不能简单理解为无知，毋宁是一种有意的政治说教与空间重塑。在这首诗中，乾隆借用汉地佛教的含义开篇，经由对国家“一统”与满洲“国语”的赞颂，最终落脚于对清朝祖先陵寝的告慰。他通过这种方式，将藏传佛教、蒙古世界、满洲之道与儒家精神糅合在一起，完成了对清国所有重要组成部分的主权宣示。他写得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类诗歌展现了他如何理解自己掌控的这个国家的性质。在清帝的政治逻辑里，内陆与中原一点都不矛盾：哪怕要篡改一位神祇的宗教含义，他也要以世俗皇权的力量将它们统合在自己的框架之内。

您认为皇姑屯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归根结底都与铁路竞争有关。西塔不仅见证了张作霖被炸，也直接卷入了“九·一八”的军事行动。铁路是如何改变西塔和东北的？

宋念申：拉铁摩尔曾提出“长城沿线”的理论，指出中国历史长期以来的一种发展惯性，是在农耕与草原的竞争、冲突与合作中形成的。然而这套绵延千年的历史与生态模式到了近现代，被铁路彻底打破了。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交通工具，火车冲破了农耕区、游牧区和森林区之间的物理屏障，将过去彼此分割的社会整合进了一个同质性的经济圈中。这一“打通”在东北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东北兼有农耕、草原、森林与海洋等多重生态。铁路的到来，不仅弥合了中原与草原的历史鸿沟，更将这片原本相对封闭的广袤边疆，迅速转化为欧亚大陆上资源富集、亟待开发的枢纽。这种地缘经济潜能随之引发了激烈的帝国主义竞争，各国竞相在此加大投入，促使东北在极短时间内同时实现了农业化与工业化。不过，受制于其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被动位置，东北在经历了高速发展后，又无可奈何地沦为了一个被边缘化和被掠夺的地带。可以说，不理解铁路，就无法理解东北的近现代史。

如果将宏观视野拉回城市内部，铁路在东北催生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现代性竞争，对于西塔而言，这带来的是一种创造性毁灭。当时沈阳（奉天）分裂出三个截然不同的都市圈：除了旧城外，日本以南满铁路奉天驿为枢纽，大力发展满铁附属地；作为对抗，中国地方政府则以京奉铁路辽宁总站为核心，开辟了由中国主导的商埠地。西塔恰好就坐落在这两大势力、两个新城区相接的边缘断裂带上。你提到的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其爆发的地理与逻辑核心，正是这种铁路竞争的白热化。到了1920年代，张作霖为打破日本南满铁路对东北经济和军事的垄断，开始大规模修建自主的中国铁路网，试图从东西两个方向对南满铁路形成包围。这种铁轨上的绞杀让日本感到了切实的危机。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专列被炸毁的三洞桥，距离西塔延寿寺仅仅只有七百米，而这座桥正是当年中日双方经过激烈交涉后妥协的产物——上面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下面穿行的是中国控制的京奉铁路。三年后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更是这场铁路霸权争夺战的极端延续。当时，炮轰中国守军北大营的第一发炮弹，正是从驻扎在西塔附近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兵营里发射出去的。

京奉铁路辽宁总站爆炸后的三洞桥

此外，铁路也深刻重塑了西塔的人口结构与底层社会生态。伴随着隆隆的火车，大批因日本殖民统治而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朝鲜贫民来到沈阳。西塔因为紧邻火车站，又处于满铁附属地的边缘，生活成本低廉，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些新移民寻找生机、落脚谋生的机遇之地。可以说，没有铁路，就没有近代东北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但同时，铁路也是一条将国家利益、霸权野心和资本掠夺压缩在铁轨上的导火索。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塔社区的朝鲜族特性越来越被展示出来，日益可视化、符号化，但相当一部分原来生活在这里的朝鲜族居民却离开了这里，去他处打工。您如何理解这两种现象并存的悖论？

宋念申：西塔的朝鲜族空间特性被呈现出来，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早期的社会主义阶段，另一个是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深入后的阶段。

在早期社会主义时期，也就是在沈阳大规模城市改造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在日常空间中的真实投射。比如在七十年代初，这里专门修建了被称为“平壤楼”的公寓楼，内部不仅采用了适应朝鲜族生活需求的火炕，一楼还特意设计了供各家各户在冬天腌制、储藏泡菜的储藏室。此外，这里还设立了朝鲜族的学校、医院、新华书店，尤其是沈阳朝鲜族商店，物资供应相对稳定，极大地满足了生活需求。这些设施真切地构成了当地人的生活日常与集体记忆。不过，这一时期西塔的民族特性是内生且生活化的，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对外展示的可视性。

沈阳朝鲜百货西塔街夜景

恰恰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当对于商标化属性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城市空间被打造成能够吸引游客、展示异域风情的消费场所时，它的可视性才变得越来越强。然而，伴随这种空间符号可视化的，却是人口置换。许多原居于此的朝鲜族年轻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与薪资，选择前往韩国或国内沿海大城市打工。与此同时，西塔巨大的商业红利又吸引了一批从东北偏远农村来闯荡的朝鲜族新移民，以及大量非朝鲜族的外地人来此接手生意、安家落户。这地方的吸引力究竟在于什么？它原本是一个具有历史底蕴的移民聚落，但在当代被重塑为了一个以消费为核心的商业中心。人口的一出一进，虽然在物理轨迹上方向相反，但它们在本质上共享着同一种市场主义的逻辑：无论是离开的本地人，还是涌入的外乡人与跨国资本，背后的驱动力都是市场机制下对资源与机会的所谓最优配置。

《划界》与《西塔》在叙事上也有可比之处，尤其是最后部分。前者以电影《图们江》收束全书，以此表达边界不仅是一种制度现实，也是一种情感结构，不仅塑造领土与人口，也塑造创伤、乡愁、伦理困境与记忆政治。后者以策展人于渺的故事作为尾声，引入“haunting”（萦绕、追索）一词，联系到历史中的情感、沉默与不可言说之物。为什么您的历史著作最后总会落脚于一个极具文学性或电影感的结尾？

宋念申：作为现代的职业历史学者，我们关注的话题往往是制度的演变、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等，这是为了回应现代社会科学提出的重要宏观命题。但在大多数官方历史档案（如制度性文件、报告、条约）里，我们极少能看到具体个人的真实感受。因此我一直在尝试，如何把人文性重新注入历史叙事之中。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所有宏大的历史进程，归根结底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承受和参与的。那么，普通人的情感与记忆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除了口述史，我所能依赖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文学与艺术作品。

当年张律导演带着电影《图们江》到芝加哥大学放映，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时在场的同学提的问题，大多与故事背后的宏观地缘结构无关，因为那段历史对他们来说过于陌生。我当时就意识到，我可以用自己的学术研究去补足那种宏大历史的讲述——没有那层结构性的背景，观众就很难真正理解这部电影的核心关怀。但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我的书里只谈论国家主权、民族建构、跨界的物质与人口流动，而没有展现具体的个体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所作出的真实反应，我也无法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普通人为了这些宏大的概念究竟付出了怎样的生存代价。我所能借用的，恰好就是这样一部充满共情、友谊与乡愁的电影。用它作为全书的结尾，对于我整个的研究关怀而言，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收束。

而在《西塔》中与独立策展人于渺的相遇，则纯属偶然。我们一起参加北京798的一个活动，她第一次讲起了童年时在沈阳旧式日宅里那个地下一米秘密空间的故事。她的叙述不仅传达出沈阳这座城市在近代剧烈转型中留给个体的真实心理感知，也把幽暗空间所承载的历史串联了起来。这一段带着“鬼魅般萦绕”的私人记忆，引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宏大的城市变迁中，究竟什么东西被记住了，什么东西被彻底遗忘了？一个被历史掩埋的隐秘空间在某天被骤然开启，恰好成为了我们认知多维空间生产的最佳隐喻。很多时候，这种个体叙事所蕴含的生命力，远比理论建构更具穿透历史的锋芒。

《西塔》里分析了许多观看、叙述、想象西塔的方式。关于对东北的再现，我们很难不想到当下的“东北文艺复兴”。您怎么看西塔/《西塔》与“东北文艺复兴”的关系？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海报

宋念申：所谓“东北文艺复兴”，之所以言称“复兴”，恰恰是因为它背后潜藏着“衰落”的底色。“东北文艺复兴”的核心命题，正是东北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阵痛。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忆。当你突然站在高歌猛进的时代洪流之外，发现有一个区域付出了代价，这种整体性的叙事让我们窥见发展的另一个侧面。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西塔，情况就变得非常耐人寻味了。大家都在谈论铁西区的没落，可是，与这座铁锈之城仅仅隔着一条铁路的西塔，呈现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面相：每到夜晚，霓虹闪烁，它在后工业化的都市中变成了一个灯红酒绿的消费与娱乐街区。在“东北文艺复兴”的叙事里，西塔是一个异类吗？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它在去工业化浪潮中的繁盛？其实，铁西的式微与西塔的繁华，看似很容易落入一种“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性修辞对立，但它们却是共时性的。它们共享着同一种市场主义的逻辑：彼时新一轮全球化展开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承担了结构调整的成本，有的地方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就像我们常说的“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一样，这种不平衡性，不仅存在于国际之间，也会共存于两个相邻街区之中。因此我觉得，“东北文艺复兴”敏锐地捕捉到了大时代变迁中一个宏大侧面，而《西塔》则试图提醒我们：在整体的衰落叙事之外，我们始终应该看到历史转型期复杂、折叠，甚至充满悖论的多重微观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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