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乌克兰裔士兵：不后悔选择为俄罗斯而战，我是去保卫我的土地

许多士兵出生于乌克兰，但自认是俄罗斯人

在乌克兰西部，高墙和层层紧锁的大门之内，有一座关押着为俄罗斯作战而被俘士兵的营地。

许多蹲在监狱院子周边阴凉处的人，是从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这样的大城市招募来的，而非像全面入侵初期那样来自偏远贫困地区。

但并非所有囚犯都是俄罗斯人。

其中也有来自乌克兰本国的士兵：那些与自己国家开战的人。

采访战俘并非易事：首先要确保他们未受胁迫，其次要评估他们在当前环境下发言的坦诚程度。

但由于无法接触俄罗斯境内的军方，这便成了评估这场战争动态、探究参战者动机的机会。其中也包括站在俄罗斯一边、出生于乌克兰的士兵。

我们给予每个人拒绝采访的权利，并在远离任何警卫、无摄像机的条件下与同意者交谈。除了几次正式采访外，我还得以在多个地点直接用俄语与囚犯交谈。

这座战俘营关押着来自被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以及一些俄罗斯大城市的男子。

安东10岁时，他所在的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被效忠莫斯科的势力接管。

2022年，当弗拉基米尔·普京将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时，他刚满18岁，立即签约参战——为俄罗斯而战。

“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是去保卫我的土地，”安东坚持说，并告诉我他的朋友们也自愿参战。“然后你就会收到短信。死了，死了，死了。”

其他囚犯也说了同样的话：所有与他们一起参战的人都被打死了。

他们还说，尽管签约费高得惊人，但自愿补充兵员的人越来越少，这表明普京避免大规模动员的愿望可能很快面临考验。

当乌克兰在战场上俘获自己的公民时，会以叛国罪对他们进行审判。

但这些男子随后会与俄罗斯人一起被送往战俘营。

官方上，基辅仍将他们视为乌克兰人，并将俄罗斯对其地区的控制视为暂时性的。但实地情况更为复杂。

“他们非常亲俄，他们的民族认同非常模糊，”乌克兰战俘协调总部彼得罗·亚岑科如此形容。

安东当然不认为自己是个叛徒。

这个圣诞节，购物者可能会买到由乌克兰关押的战俘制作的装饰品。

“我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国家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民族。我全家都来自俄罗斯。我的根都在那里，”他说。

当我们对他的乌克兰姓氏表示疑惑时，他对此不屑一顾，认为无关紧要。

在占领下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乌克兰出生的人，接受的是完全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学校教育和媒体。两者多年来一直将基辅当局描绘为“纳粹”和非法政权。

自全面入侵以来，更多领土也遭受了同样的待遇。

安东全盘吸收了这一切，现在说话几乎全是俄罗斯口号。

他称普京为“我的总统”，认为普京应该继续推进，拿下顿巴斯其余地区，尽管已有数十万人为此丧生。

“有人死了很遗憾，尤其是那些无辜的人，”安东说。“但战争就是战争。本可以结束的。但没人想这么做。”

在监狱医院里，阿尔乔姆躺在角落的床上，身上满是弹片。他才参战两个月。

和安东一样来自顿涅茨克的他，也是自愿参战的——不仅仅是为了钱。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怨恨，”阿尔乔姆说，他回忆起2014年乌克兰军队试图阻止该地区脱离基辅时，他的家乡遭到猛烈炮击。

但他的军旅经历让他心生怨恨。他的指挥官“很糟糕”，而且他从未拿到40万卢布（约 3.2万人民币）的签约费。

更让阿尔乔姆伤痕累累的身体雪上加霜的是，对面床上受伤的俄罗斯士兵拿到的报酬是他的五倍。

被乌克兰关押的战俘通过劳动赚钱购买更好的食物和香烟。在这个营地里，他们在制作棺材。

我们采访的所有出生于乌克兰的战俘都来自2014年以来被占领的地区，几乎所有人都自愿加入了俄罗斯军队。

但一名来自顿涅茨克地区的男子告诉我们，他是被迫参战的。

他说话时目光四处游移，不确定谁能信任。

一项引用“情报”的官方统计显示，在被占领地区有超过5万名乌克兰人被违背意愿征召入伍。其他人则认为这个数字要高得多。

这名男子告诉我们，俄罗斯入侵时，他的家人留了下来，不是出于任何政治或民族忠诚，而是因为顿涅茨克是他们的家。

现在，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到妻子和孩子身边，然后避免被送回前线。“我打算躲起来，”他低声说。

在医院窗户和新粉刷的墙壁下方，有一排排囚犯种植的草莓和黄瓜。

再往前走，外屋散发出的清漆气味刺鼻难闻。

一名官员从门边的袋子里拿出一个金色的塑料把手。“猜猜这是干什么用的？”他笑着向我们挑战。

走进去，我定睛一看：里面干活的人正在用锤子钉制木棺材。有人告诉我，监狱接的上一份合同是做花园棚屋。这次的感觉令人毛骨悚然。

穿过院子，在另一个车间里，几名战俘正在制作人造圣诞树，机器上挂着俗艳的装饰球。和做棺材的人一样，他们告诉我，他们用工资购买额外的食物和香烟。

谢尔盖出生于乌克兰城市卢甘斯克，但他说自己和父母一样是俄罗斯人，他的父母在两国同属苏联时移居顿巴斯。

他十年前加入俄罗斯军队“保卫我的祖国”，但声称回来后就会退役，不再返回前线。“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

大多数人将别无选择。

在谢尔盖旁边堆放塑料树枝的是一名毒贩，他和许多人一样，签约“纯粹”是为了避免长期监禁。

“对我来说，15年刑期太长了，”康斯坦丁解释道。“我知道这大概不能成为借口，但这是事实。我现在44岁，到时候就60岁了。所以不行。”

但“Vshniki”，即囚犯士兵，必须活到战争结束才能获释，而在突击部队中，生存几率并不高。

三名被判谋杀罪的囚犯告诉我们，他们原本以为服役一年后就能自由离开，结果合同却被自动续期。

囚犯们吃着这样的饭菜时，背景中播放着一段驳斥俄罗斯对克里米亚主张的视频。

当我问及在战场上杀害同胞的问题时，谢尔盖称这个问题“具有挑衅性”，不愿回答。

“我认为任何战争都没有好处，在这样的战争中更不可能有好处，”康斯坦丁谨慎地回答。“我不是说我们和乌克兰人一样，但我们很接近。我们在那里都有亲戚。这实在不好。”

他仍然认为自己的参战决定是正确的。

他和谢尔盖都不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两人都认为普京在控制整个顿巴斯之前不会停手。

“但我在那里认识的每个人都受够了，”康斯坦丁说。“我只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

午餐时间，身穿海军蓝工作服的囚犯们低着头、双手背在身后，鱼贯进入食堂。

他们吃着汤和炖菜时，一段名为《关于克里米亚的谎言》的视频循环播放，驳斥俄罗斯对2014年从乌克兰夺走的半岛拥有历史主权的说法，但没有人给予丝毫关注。

这种再教育努力显得三心二意。对基辅来说，真正的重点是利用这些战俘作为交换，让本国士兵回家。但在谈判交换名单时，事实证明顿巴斯人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低优先级的。

“今年只有大约十几人被移交，”康斯坦丁抱怨道。“看起来他们不想交换我们。我想我们会是最后被换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