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蓉城方志好课”怎么上？名师共话实战秘诀

一部方志，续一地文脉；一堂好课，育一代少年。

成都是中国地方志的重要发祥地，拥有丰富的方志资源。如何让沉睡的方志文献“活”起来，走进课堂、滋养心灵？

由成都方志馆与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开展的第三届“蓉城方志好课”展评活动已正式启动，报名通道已于7月6日全面开放。

蓉城方志好课如何诞生？方志精神如何在课堂生根？

我们特邀两位资深教师——成都树德中学肖敏老师与成都市双流区东升小学吴明渠老师，围绕课程设计、学科融合与育人实践等核心议题进行分享，充分发挥名校名师的示范效应，推动前沿教学理念与成都方志资源的深度融合，提升“蓉城方志好课”的品质标杆。

肖敏，高级教师，成都树德中学语文教研组长，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成都市语文学科中心组成员、传统文化中心组成员，成都市教育学会传统文化分会副秘书长，成都市侨办传统文化特聘教师，成都市数字学校直播指导教师，成都市首批终身教育专家。

Q

本届“蓉城方志好课”主题为“说新语·志成都”，相较前两届，更加注重创新性和本土性，您如何理解这种转变？

A：“说新语·志成都”是让方志从“史料”走向“教材”。所谓“新语”，既指向选题设计上的跨界融合与当代阐释，也指向资源开发中的多样态转化。和前两届相比，活动更注重“方志资源如何激活”，更看重教师能否让静态方志转化为动态课堂对话。

成都树德中学的《扬雄赋成都，学子鉴成都》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堂课融合语文、地理与信息技术三个学科，学生通过扬雄《蜀都赋》解码汉代成都的地理格局与营城理念，再借助AI技术还原“数字扬雄”，与他就今日成都的城市建设展开跨时空对话。这堂课反响热烈，证明方志课也可以很“潮”。

Q

您认为一堂优秀的“蓉城方志好课”应具备哪些核心要素？在创新形式和学科融合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A：一堂优秀的方志课，核心要素有三：有根——扎根本土真实史料；有疑——设置认知冲突与探究空间；有情——唤起学生对城市的情感连接。

在方志教育中，方志扮演的是“根脉启蒙”的角色。一堂成功的方志课，最理想的变化是：学生在情感上，从“旁观”变“在乎”——发现“此城与我有关”，为身边的一砖一瓦而动心；在身份认同上，从“居住者”变“守护人”——成为城市文脉的传承者。

关于创新形式，需要明确的是，学科融合不是“拼盘”，而是“问题驱动，学科参与”。比如研究“唐代的锦江码头在哪”，语文学科寻找诗词证据，地理学科测量河道变迁，信息技术做模拟还原。形式上也可以大胆创新：拍方志微电影、制作老街声音地图、给社区写“今日新方志”。关键是让学生真正参与进来——动手、动脚、动心。

Q

您认为方志文化进入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是什么？成都方志文化中有哪些精神特质值得青少年学习传承？又该如何将这些精神内涵自然地融入教学设计？

A：方志育人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在地性”——让孩子从身边的一街一巷、一砖一瓦、一景一物中，读懂自己从何而来。与一般传统文化教育不同，方志不是“他者”的文化赏鉴，而是“我城”的身份确认。

天府文化蕴含着“包容乐观、坚韧善治”的精神特质，要让学生在生动的教学情境和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去感知、内化，而非在课堂结尾贴一个精神标签。比如，让学生亲手编一段竹笼、扎一座杩槎，体验古人“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智慧；或者带学生走进一条待改造的老街，做一回“社区调查员”，提交一份用自己脚步丈量出的调研报告。精神自然会在过程中生长出来。

Q

您对今年参赛教师有怎样的寄语和建议？

A：我的核心建议是：讲述真正能够打动你自己的方志故事。一个常见的误区是“穿靴戴帽”——把方志当背景板贴上去做点缀，或者不痛不痒地引用几句方志材料，却没有真正挖掘方志资源的内涵，也没有揭示它们与当代的关联。

方志课不是知识搬运，而是思维摆渡。建议教师先做“方志读者”，读懂史料背后的温度；再做“方志译者”，用学生听得懂、感兴趣的方式转译出来，而非照本宣科。

展望未来，我希望能将方志教育纳入校本课程体系，建立各具特色的“方志研学基地”。还可以深化“学生编志”项目，让青少年成为当代方志的记录者，形成从“读方志”“学方志”到“写方志”的完整闭环。

吴明渠，四川省优秀教师、四川省名师工作坊导师、四川省教学名师、成都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成都市双流区东升小学教师。

Q

“蓉城方志好课”已举办至第三届。在您看来，这项活动最核心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

A：我们常说“爱祖国、爱家乡”，但一个朴素的前提是——如果不了解，热爱便无从谈起。对于许多师生而言，地方志曾是束之高阁的文献，与日常生活距离较远。“蓉城方志好课”恰好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连接点：它首先引导教师去读懂成都方志，继而通过课堂这一核心载体，系统地向青少年传递家乡的地理、历史、人文与风物，增强对乡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树立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第一届活动是“摸着石头过河”，选题与标准处于探索阶段；第二届课程内容已能全面覆盖成都方志的大体系。我们期望通过持续努力，最终构建一个涵盖上百节优质课的资源库，使其成为成都教育界与方志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Q

本届主题为“说新语·志成都”。您如何理解“新语”？这是否意味着评审重心正从“讲什么”转向“怎么讲”？

A：我认为“新语”体现在选材与形式的双重创新上。

在选材上，通知明确提醒参与教师避免与往届获奖选题重复。我们的目标是系列化、全覆盖，希望每一届都能拓展新的内容疆域，而非在同质化题材上重复。在教学形式上，我们也鼓励教师融入AR古籍阅读、3D文物建模等数字技术，让课堂呈现更贴合新时代学生的学习特点。

然而，这并非重心转移，而是内涵深化。“讲什么”始终是方志好课的基石，它决定了课程的教育价值。我们当前的努力，是在保证内容扎实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呈现方式，使之更契合现代教育理念。方志好课的核心优势，恰恰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系统化的内容框架，以对抗自媒体时代零散、碎片化的知识传播，确保学生获得全面、系统的地域文化认知。

Q

对于“方志进课堂”的创新实践，哪些学科融合最容易出彩？

A：方志文化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书”，语文、历史、地理、劳动、英语等学科均可融合。

语文学科无疑是融合的“沃土”。我校曾梳理过小学语文300余篇课文，发现大量内容可与成都方志文化相联结。例如，从课文《赵州桥》可拓展至成都的安澜索桥、万里桥等，从《春夜喜雨》可延伸至杜甫草堂与成都的四季。这种联系信手拈来，关键在于教师是否具备这种“联结”意识。

劳动课也是一片极具潜力的“蓝海”。当前劳动课常因内容脱离实际而缺乏吸引力，我们可将劳动课程与川菜、成都名小吃等本土饮食文化结合，设计调查、种植、制作等实践活动。例如，我校曾开设课程，让学生种植地理标志产品“牧马山二荆条辣椒”。在体验之后，再引导他们探究郫县豆瓣与这种辣椒之间的渊源，以及郫县豆瓣在川菜中的“灵魂”地位。这种“种植+探究”的模式，将劳动教育、非遗传承和商业文化有机融合，学生兴趣浓厚，教育效果显著。

Q

结合上届评审情况，您认为参赛教师最应避免的“硬伤”或“雷区”有哪些？

A：上届活动成绩斐然，但也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选题较“狭”，普适性不足。部分课程选材过于局限在本区县，导致课程推广价值不高。建议教师在深耕在地文化的同时，设置“由本土到区域”的拓展环节，增强课程的适用性。

其二，主题“撞车”，同质化明显。例如，某个区参赛的三节课同述一项工程，另一区两节课同研一处古迹。这反映出区域间选题统筹与协同的不足。

其三，形式“两张皮”，陷入“学科课贴方志文化标签”的误区。部分课程本质是语文或美术课，仅在开头或结尾点缀式地加入方志元素。方志好课的核心在于整堂课的设计是否以方志资料为根基、以地方文化理解为目标，而非生硬拼凑。

此外，学情错位与拍摄质量粗糙也是常见问题。如将艰涩的方志原文直接抛给低龄学生，或因画面、收音等技术瑕疵影响观感。

Q

针对上述问题，您认为应从哪些层面着手破局？

A：我认为，破解之道需从三方面着力：第一，建议建立“文化地标认领制”。由市地志办和市教科院统筹发布《成都文化资源分布图谱》，引导各区县认领特色主题，形成“一区一品”格局，从源头避免同质化。第二，提升技术保障。组建专业摄制支援团队，为偏远区县提供设备与技术指导，并开设“微课剪辑工作坊”，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第三，研发标准化教学设计模板。例如，要求课程设计至少包含“历史沿革、地理特征、人文精神”等核心要素，引导教师构建结构化的教学设计。

Q

您对学校未来深化方志文化育人工作有何展望？

A：方志与教育是“命运共同体”。我们不仅要建立专门的方志好课资源库，更要推动方志教育从“赛课”走向常态化。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的课时有限，如果方志育人仅依赖于一年数次的活动，影响力始终有限。我们倡导在方志好课的示范引领下，引导各学科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随时随地渗透方志内容，使地域文化教育润物无声。

方志育人，如同栽种一棵文化基因树，根深才能叶茂。我希望每位参赛教师，都能通过备课，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更了解、更热爱家乡的人，然后将这份热爱，通过课堂传递给你的学生。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棵文化之树的耕耘者。

两位名师的真知灼见，既为参赛教师厘清了方志课程的设计逻辑，也为方志文化的校园传承指明了实践方向。

方志的生命力，从来不在故纸堆里，而在代代相传的解读与续写中；教育的感染力，从来不在生硬的说教里，而在润物无声的浸润与滋养中。

随着第三届“蓉城方志好课”展评活动的开启，期待更多教师深耕本土方志富矿，打造出有根有据、有思有魂的优质课程，让千年蓉城的文化根脉，在少年心中扎根发芽、枝繁叶茂。

* 文章来源：市地志办地情开发利用处 红星教育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