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澜昌
8月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对记者提问时,只用了几个字回应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感到非常遗憾。”随后,她补充称,日本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保持沟通。问题在于,赤根并非普通的外国官员,而是日本公民;日本又是国际刑事法院最大的会费分摊国之一,长期在人力和资金方面支持该机构。如今自己的公民成为美国制裁对象,日本政府却连一句明确的谴责都没有说出口,这种克制背后,显然不只是外交措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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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日本第一次在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发生冲突时选择沉默。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相关人员实施制裁的行政命令后,多个缔约国公开谴责,美国的盟友中也有人表达不满,但日本没有加入联合声明。到了2026年7月,当特朗普政府进一步表示将推动解散国际刑事法院,并试图游说盟国支持时,日本仍然只是说“密切关注”,没有直接评价美国的做法。
如今,制裁终于落到了赤根智子本人身上,日本政府再想把问题当作“国际刑事法院与美国之间的争端”,已经很难回避。偏偏此时,高市政府依然选择了最谨慎的表达方式。这种谨慎,恰恰暴露出日本外交长期存在的一道结构性矛盾:日本可以在原则问题上强调法治,却很难在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时候真正把原则放在同盟关系之前。
从法律和制度层面看,日本其实没有太多模糊空间。国际刑事法院是依据《罗马规约》建立的国际司法机构,日本不仅是缔约国,也是重要支持者。2026年1月赤根回国期间,高市还曾亲自与她会面,并明确表示日本重视法治,将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以及赤根履行职责。短短几个月之后,当美国真正对赤根采取制裁措施,日本政府却从“坚定支持”变成“非常遗憾”,前后的反差自然引发质疑。问题并不只是高市早苗个人的态度,而是日本究竟如何理解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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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规则只适用于竞争对手,而当盟友挑战国际机构时就选择回避,那么所谓规则的权威究竟从何而来?如果日本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值得支持,那么赤根作为该机构负责人受到单方面制裁时,日本至少应当明确表达反对;如果日本认为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争议属于美国自己的政策选择,那么此前日本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长期支持,又该如何解释?
日本政府内部其实很清楚这个矛盾。外务省相关人士强调,要避免事件影响日美关系;高市身边的人甚至刻意解释,美国制裁针对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这一组织,而不是日本国家,只是“碰巧”赤根是日本人。这种说法看似在进行法律区分,实际上却把最核心的问题绕开了——一个日本公民因为履行国际司法机构职责而受到盟国制裁,日本政府难道真的可以只把它看作一件与日本无关的事情吗?
答案恐怕并不简单,因为日本如今的外交安全结构高度依赖美国。无论是军事安全、情报体系,还是地区战略,日本都很难承受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代价。高市政府本身又把强化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重要支柱,在台湾问题、防卫能力建设以及地区安全事务上不断靠近美国。此时若为了国际刑事法院与特朗普政府公开对抗,无疑会增加日美关系的摩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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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非常遗憾”就成了一个精心计算后的政治表达:不能说支持美国,也不愿明确谴责美国;不能否认日本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又不愿让这种支持转化为对美政策冲突。它既是外交语言,也是现实利益约束下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并非没有代价。
日本最大的风险,不是一次外交争执,而是自身国际信誉的逐渐消耗。日本长期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塑造“法治国家”“规则维护者”的形象,并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可如果一旦面对美国压力就迅速降低声音,那么其他国家自然会观察到一个事实:日本所强调的规则,有没有明确的适用边界?
尤其是在日本不断强调国际秩序、地区安全和国际法原则的背景下,这种选择会显得更加矛盾。对日本而言,国际规则当然重要,但日美同盟似乎又更加重要。两者发生冲突时,真正优先的是什么?这才是赤根事件留给日本社会的真正考题。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并非没有不同声音。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已经明确表示,应当把美国的做法视为“对法治的严重侵犯”,并以强烈措辞予以谴责。这说明即使在日本执政阵营内部,也有人意识到,过度迁就美国可能产生反作用。因为如果一个国家连本国公民受到盟国单方面制裁都不愿明确回应,那么所谓战略自主和外交主体性,就很难令人信服。
更深一层看,赤根事件其实映照出日本外交正在面对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继续把日美同盟置于几乎所有外交议题的优先位置,在关键时刻避免与华盛顿发生冲突;另一条则是在维持同盟关系的同时,逐步形成更明确的自主判断,在国际法、国际组织以及多边机制问题上保留自己的立场。
两条道路并非完全无法兼容,但前提是日本必须证明自己不是“只对弱者讲规则”。真正的外交自主,不意味着与美国对抗,而是即便面对美国压力,也有能力清楚表达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能接受。
赤根智子受到制裁,表面看只是一个人的遭遇,实际上却把日本外交长期隐藏的矛盾摆到了台面上。高市政府当然可以继续说“非常遗憾”,也可以继续强调不会影响日美关系。但外交语言越谨慎,问题本身反而越清晰:日本究竟愿意为自己反复强调的法治原则付出多少代价?
一个国家的外交信誉,从来不是在顺境中建立的。真正检验原则的,恰恰是原则与现实利益发生碰撞的时刻。对日本而言,赤根事件或许只是一次暂时的外交尴尬,但它提出的问题不会随着一句“非常遗憾”而消失——当盟友与规则发生冲突时,日本究竟选择站在哪里?这道题,最终考验的不是高市早苗的措辞,而是日本作为一个所谓“规则维护者”的真实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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