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魂！华人口述维也纳被强行拔牙经历……

在维也纳看牙，本该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治疗，却成了X女士至今无法释怀的梦魇。那份深埋在记忆里的恐惧，远超牙齿本身带来的疼痛。

“我当时疼得浑身像筛糠一样抖”，时隔多日，回忆起在维也纳19区那间牙科诊所里的经历，X女士的声音仍微微发颤。

X女士恐惧的源头，根植于一次不堪回首的治疗经历。彼时，为她进行根管治疗的，是诊所老板——一位年过七旬的女牙医。然而，真正击溃她心理防线的，却是这位牙医的儿子，那名刚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仅仅是一次辅助性的麻药注射，就让X女士的半边脸庞在瞬间肿胀变形。那种剧痛与失控感，在她心中烙下了比牙髓炎更深重的阴影。

而今，命运弄人。当早已过了奥地利法定退休年龄的女牙医拿着X光片，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这颗病牙“已无留存价值，必须拔除”时的下一秒，牙医却示意：拔牙必须由她的儿子来操作。X女士的血液瞬间凝固，那张让她夜不能寐的年轻面孔再次走近——让X女士的心中异常抗拒。

然而，眼前这对牙医母子的态度却异常坚决，：“他是正规医学院毕业的，技术没有问题。”在所谓“专业权威”与内心恐惧的夹缝中，X女士感到自己像一个等待判决的囚徒，无处可逃。

那天，这名不到而立之年的青年医生再一次为X女士做了局部麻醉。可麻药注入后，疼痛并未如期退去。她清楚地告诉医生：“我很疼”——但这句话，仿佛从未被听见。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彻底击穿了她对这家牙医诊所的全部信任。

“我一直喊疼，可他没有停”，X女士说，她躺在治疗椅上，眼睁睁看着器械入口，痛感如电流般窜升。那不是“有点不舒服”，而是彻骨的、撕裂的疼。她本能地扭动身体，试图挣脱，口中不断重复着“太疼了”、“停一下”，可医生的手没有半分迟疑。

就在她抗议时，两名护士分别从两侧按住她的肩膀，把她牢牢摁在椅子上。而更让她崩溃的是——年过七旬的牙医之母，从身后捧住了X女士的头和脸颊。那姿势，看似安抚，但在X女士的感受里，却像一堵无法挣脱的墙，将她的头牢牢固定，让她连躲闪的余地都没有。

前面，年轻的牙医在拔牙；身后，满脸皱纹的七旬老牙医紧紧固定住她的头；左右，护士压住她的肩膀。X女士像被钉在了那张椅子上，整个人被数双手控制住，无处可逃，无人可诉。

“我当时全身都在发抖，疼得像筛糠一样”，X女士咬着牙熬过了第一轮，最终，牙齿被拔出一部分，却断了一截残根留在里面。

“我说什么都不拔了！”她几乎是哀求着喊出来，拒绝再继续。可医生只是平静地告诉她：如果今天不拔完，下次还要重新打麻药、重走一遍流程。那句话像是一道无形的锁链，把她困在原地。她已经害怕到了极点，却对“再来一次”更觉恐怖……于是，她只能含泪点头，勉强同意继续。

第二次注射麻药，总算起了些作用。在麻木与恐惧交织中，医生终于把残根取了出来。等一切结束，X女士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瘫在椅子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可真正让X女士夜不能寐的，不是拔牙本身，而是那个在她喊“疼”之后，所有人都无动于衷、仿佛没有听见的瞬间。当患者说“我受不了了”，当身体在剧烈抗拒，治疗是否还应该继续？当医者的手不因患者的痛苦而暂停，那份被动的、无处可逃的煎熬，又该由谁来喊停？

这不是一次失败的麻醉，这是一场被忽视的求助。而那种被按住、被固定、被迫承受的绝望，比牙钻更刺骨，比疼痛更难忘。

强行拔牙？患者有权说不！

按照奥地利患者权利体系，患者拥有获得充分医疗信息、接受专业治疗以及同意或拒绝治疗等权利。奥地利政府公布的患者权利信息也明确列出，患者拥有对治疗的同意或拒绝权，以及查阅病历的权利。

对于牙医而言，相关规定同样要求对患者的病情、诊断以及对患者进行的告知进行记录。奥地利《牙医法》（Zahnärztegesetz）第19条规定，牙医需要记录患者的病史、诊断以及对患者进行的告知等内容。

这意味着，在出现严重疼痛或者患者明确要求停止时，至少从患者权益角度而言，事情并不是简单的“医生觉得这颗牙必须拔，所以就可以继续”。

当然，具体到X女士此次治疗，医生当时的医学判断、麻醉是否真正失效、剩余牙体是否必须立即处理，以及患者在当时是否存在明确、有效的治疗同意，都需要查看病历、影像和双方陈述后才能判断。

目前，我们虽难以仅凭X女士的陈述认定医生构成医疗过失甚至违法。但这段经历确实值得被认真对待。

奥地利牙科医疗并非“没问题”

事实上，奥地利牙科系统拥有相对完善的专业监管和患者权利体系。例如，奥地利官方明确规定，患者有权接受专业、规范的治疗；涉及治疗费用等重要事项，牙医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还必须提供书面的治疗及费用计划。

另一方面，奥地利牙科行业近年来也面临现实压力。以维也纳以外地区为例，2025年奥地利仅上奥地利州就有约9%的合同牙医诊所职位空缺，而且约48%的牙医将在未来10年进入退休年龄。

不过，维也纳的情况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看牙困难”。维也纳牙医协会2026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62家接受调查的合同牙医诊所中，138家可以让急性疼痛患者当天或次日就诊，160家能够在一周内提供治疗。

也就是说，奥地利目前更值得讨论的，并非简单的“医疗水平高不高”，而是：当医疗系统面对越来越大的患者需求、医生工作压力以及私人医疗和社保医疗之间的差异时，患者体验是否始终能够得到保障？

X女士的经历，恰恰把这个问题放到了治疗椅上。

遭遇不当治疗 该怎么办？

《维城》记者调查发现，牙科医疗中的风险并不是理论上的。就在今年7月，维也纳州法院开始审理一起与牙科治疗相关的死亡案件：一名55岁女性接受颌部手术前进行全身麻醉，此后死亡。检方指控麻醉医生存在严重过失，被告则否认相关指控。案件目前仍属于司法审理阶段，因此不能预先认定其有罪。

无独有偶，奥地利此前也出现过牙科治疗造成严重后果并最终获得赔偿的案例。比如蒂罗尔一名患者接受牙科种植治疗后出现严重问题，在工会提供法律支持后，最终获得43820欧元赔偿。

这些案件并不能说明奥地利牙医“不安全”，但至少说明：即使是在医疗监管成熟的欧洲国家，牙科治疗也并非天然没有风险，更不能因为医生拥有专业资质，就意味着患者必须无条件接受所有治疗。

如果患者觉得自己遭遇了不当治疗，该怎么办？

真正重要的是，留下证据。

首先，可以要求诊所提供完整的治疗记录，包括病历、诊断、X光片以及治疗过程的相关记录。奥地利规定，患者有权查阅牙医保存的相关医疗记录，并可要求制作副本。

其次，可以把当天发生的事情尽可能详细地写下来，包括：麻药什么时候注射；注射后等待了多长时间；第一次拔牙时是否明确告诉医生“疼”；医生如何回应；护士和医生如何控制病人身体；第一次拔牙后剩余多少牙齿；医生如何解释必须继续拔；第二次麻醉的情况；治疗结束后的疼痛、肿胀以及其他症状。如果认为治疗存在问题，还可以寻求患者权益机构帮助。

维也纳设有Wiener Pflege-,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anwaltschaft（维也纳护理、患者和病人权益监察机构），可以就医疗和护理领域的问题提供咨询。

与此同时，维也纳牙医协会设有患者调解机构（Patientenschlichtungsstelle），患者可以提交书面投诉，由相关机构介入调解。

如果涉及明显的医疗损害，则还可以通过患者权益机构、医师/牙医协会调解机构等寻求非诉讼解决方案。奥地利相关医疗部门门户网站也明确介绍了这一处理途径。

医生的话不是“圣旨”

X女士的拔牙经历，也提醒患者：不要把“医生说要做”理解成“我必须做”。这一次拔牙经历中，最值得讨论的其实不是“拔牙到底疼不疼”。而是那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当患者躺在治疗椅上说“我很疼”、“我不想继续”时，医生应该如何回应？

一个成熟的医疗体系，不应该只有医生的专业判断，也应该有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拒绝权。

对于准备在奥地利看牙的华侨华人来说，最实际的建议可能是：第一，拔牙、种植等不可逆治疗，尽可能提前获得另一位医生的意见。第二，治疗前明确告诉医生：如果麻醉没有效果，必须停止操作。甚至可以在治疗开始前直接约定一个“停止信号”，例如举左手就必须暂停。第三，如果第一次麻醉明显无效，不要因为“医生已经开始了”就被迫忍耐。第四，对于金额较大的治疗，要求书面治疗方案和费用计划。第五，出现严重争议时，保存病历、X光片、发票以及治疗的完整时间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因为医生穿着白大褂，就认为自己没有说“不”的权利。

X女士最终完成了这次拔牙，但她真正难以忘记的，或许不是那颗被拔掉的牙，而是躺在治疗椅上、身体被几个人控制住、自己却无法让治疗停下来的那种无助感。

对于任何医疗行为而言，技术最终解决的是“怎么治疗”，而患者的尊严解决的则是——“谁有权决定我的身体正在发生什么？”

这或许才是维也纳19区上周的这次拔牙经历，留给所有患者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欢迎在奥地利有过拔牙经历的读者，在评论区踊跃留言，分享您在奥地利看牙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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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自《欧洲时报》记者Tafart，部分内容参考自ORF、奥地利《新闻报》《信使报》《奥地利报》《今日报》等，部分图片来自新华社、APA及网络，转载请注明《维城》Euro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