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丹丹逆天发言：“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不用像他们一样每天朝九晚五”

清华和北大不愧是我国最高学府，里面的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

前有清华的许宪春，前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建议低收入家庭有私家车，可以拉活；有闲置的房子，可以租出去；后有北大国发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说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

何不食肉糜的科普，非此二人莫属。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在《聊一波》访谈里聊灵活就业，大意是：大家都觉得正规就业好、零工没保障，可从劳动经济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朝九晚五的人，是用时间和自由换来了五险一金；灵活就业的人图的是自主、是自我管理、是时间自由，代价才是社保弱一点。

我第一反应就觉得刺耳。后来琢磨琢磨，刺耳的不是她说的可太轻巧了。

3.2亿——这是今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口的预计规模，占城镇就业四成还多。

这里面，有多少人是“我热爱自由所以不坐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投了一百份简历只收到“已读不回”、最后不得不去跑单、去送外卖、去当零工？

张教授研究这个群体这么多年，不会不知道答案。

可偏偏是她，把“被迫灵活”说成了“主动福利”。这就好比蹲在雨里的人，你上去拍拍他肩膀：兄弟你多幸福，免费洗了个澡。

更绝的是那句潜台词——“你自己管自己，为什么非要单位或国家给你交社保呢？”

翻译过来就是：你没保障，是你自个儿选的，别赖社会。

晋惠帝当年也是这套逻辑：百姓没饭吃？那咋不吃肉粥呢。

无独有偶，清华的许宪春，前国家统计局副局长，2022年一档访谈里给低收入群体支招：你有私家车，可以拉活；你有闲置的房子，可以租出去。

原话就这么说的，不是剪辑。当时评论区几万条留言，最经典一句反问是：“闲置房子是专家发吗？私家车是专家送吗？”

真正的低收入群体，连一套房都未必有，上哪挤得出“闲置”去出租？把唯一的窝租出去，自己睡大街？

私家车跑滴滴，刨去油电、车损、平台抽成，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剩下的钱够不够覆盖折旧都两说。

许宪春不是水货专家，是正经统计学者。正因为他真有学问，这话才更值得琢磨。这不是蠢，是圈层隔离——当一个人身边朋友都有一两套闲置房、一辆私家车，他就会默认这是“经济条件一般”的标配。

一旦长期待在自己的圈子里，身边的常态就成了他眼里的普遍现实。

这种“现代版何不食肉糜”，这些年就没断过。

有专家说汽油该涨到一升八十块，环保问题就解决了；有专家痛心农民是“多余群体”，说他们种地时还在睡觉；还有专家建议把个税起征点从五千降到三千，理由是五千“太高了”。

每一条单看都逻辑自洽，合在一起，就是一场大型脱离现实展。

问题从来不在专家坏不坏。在他们站的那个高度，看不见脚下的土地。

研究数据多，下沉少；算平均值多，看分化少。

平均数最会骗人——一套大城市的房子能把整个群体的资产均值拉高，但不代表多数人都有房。

前媒体人胡锡进也忍不住开火，直言难以接受这番表述，甚至怀疑她“脑子里短路了”。

那句“灵活是福利”真让人不是滋味——懂行的人，本该把话说明白：3.2亿人里绝大多数，不是选了自由，是没得选。

更要命的是“福利”这俩字背后的逻辑。

一旦把“没保障”重新定义成“你用保障换了自由”，那社保缺口就成了灵活就业者“自愿放弃”的结果，政策层面自然也就少了补窟窿的紧迫感。

一句话的功夫，结构性难题就变成了个人选择问题。这大概就是网友愤怒的真正源头——不是较真一个词，是怕这词一旦被精英定调，3.2亿人的难处就被轻飘飘化解了。

讽刺的是，张丹丹自己别的场合说得挺明白。

她多次呼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说中国劳动力工作时长全球最高、收入却不高，应该给劳动者减负。她还点破过平台算法那点猫腻：骑手最反感的不是没时间休，是“强迫休息”，因为单价跟时长绑死，想多挣就得熬。

一个连平台怎么“熬”人都研究透了的人，转头把“灵活”说成福利，这弯转得，连晋惠帝都得递根烟。

真正接地气的方案，其实就在身边。

今年上海普陀搞了个“家政之家”，五百多张平价床位，带窗的月租一千、带天井窗的八百多，让家政阿姨告别了群租和每天三小时通勤。

截至“十四五”末，上海给建筑工、环卫工、快递员建了七万多张这样的床位，租金压在月收入的百分之十到十五。这才是听懂了普通人难处的人干的事。

解释权，是精英最想垄断的东西。

可对底层来说，苦就是苦，不是换个说法就不苦了。比起教没房没车的人“盘活闲置资源”，不如多想想怎么把灵活就业者的社保兜住、把平台单价抬一抬、把保障性租赁房多盖几间。

这些，比一句“你其实很自由”管用一万倍。

以上。

我是夏夏回来了。一名高校老师，深耕教育十数载。热切关注所有和学校教育有关的话题。如果您有和我一样或不一样的想法，欢迎和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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