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猪加烟酒岂能私了？六旬农民工上班途中猝死，施工方拒绝赔偿

对于靠体力谋生的农民工而言，工地不仅仅是赚钱糊口的地方，更是用身体换取家庭生计的战场。

66岁的徐水方，为了补贴家用，背井离乡来到陕西镇安县一处林业修复工程项目务工。

谁也不曾想到，在开完班前会、吃过工地提供的早饭，赶往山上作业点的路上，他突发疾病当场猝死。

一条生命骤然逝去，留给家属无尽悲痛，面对工亡事实，施工方最初给出的解决方案，竟然是送一头猪，外加一批烟酒试图了结此事。

家属拒绝荒唐的私了方案，依法索要工亡赔偿，双方就此陷入了漫长的纠纷，这起事件也让社会再次聚焦超龄农民工的用工保障难题。

徐水方是当地普通的农民，已经六十六岁，早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家里条件普通，没有退休金，为了帮衬家庭，他选择外出干体力活。

这一次，他进入陕西博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退化林修复项目务工，该项目属于秦岭生态保护财政拨款工程，主要是山上的林木养护作业，劳动强度不小。

施工单位招录徐水方的时候，没有为他缴纳工伤保险，也没有组织入职健康体检。

明知道是高龄务工人员，却没有对身体风险做任何排查，只是简单上岗，双方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属于事实劳务用工关系。

在很多乡村工程项目之中，这样的用工模式十分常见，大量超龄农民工就这样走进工地，工伤保障往往处于空白状态。

2026年4月22日清晨七点多，按照工地日常管理制度，徐水方和其他工友一同参加项目组织的班前会，开完会之后，在工地统一食堂吃了早饭。

完成开工前全部准备流程之后，一群工人结伴向山上作业点位出发，准备开始当天的林业修护工作。

这段上山的路途，属于从驻地前往工作岗位的必经之路，是工作准备环节的延伸。

谁都没有预料到，走在路途之中，徐水方忽然身体不适一头栽倒在地，身旁工友见状慌忙上前施救，呼喊他的名字，可他已经失去意识。

工友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到医护人员匆匆赶到现场，经过紧急检查抢救，最终宣布徐水方已经死亡，生命定格在上班赶路的途中。

噩耗传回家里，妻子和子女悲痛欲绝，好好一个人出门打工，转眼就阴阳两隔。

家属了解全部经过之后认为，徐水方参加班前会、吃工地早餐之后，奔赴作业现场途中死亡，属于视同工亡情形。

虽然已经66岁，根据最高法相关答复超过退休年龄进城务工的农民，因工伤亡同样适用工伤保险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承担工亡赔偿责任。

按照标准计算，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加上相关亲属抚恤，整体赔偿金额大约在一百四十余万元。

家属克制悲痛，主动和施工方展开协商，希望能够依法解决善后赔偿问题，给逝去的老人一个公道，也给家人一份保障。

施工方的态度让家属难以接受，事件初期协商阶段，施工负责人并没有正视工亡赔偿的法律责任，反而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私了方案。

补偿一头猪，再加上50条香烟、散装白酒，希望以此作为安抚，了结这起死亡事件。

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施工方看来，似乎是人情上的慰问，但在死者家属眼里，是对逝去生命的轻慢与漠视。

一条人命岂能拿猪和烟酒就这样被简单打发，家属当场断然拒绝了这个荒唐提议。

见家属不肯接受，施工方又不断往上加码，先后提出5万、10万、11万，最后给到13万元的补偿数额，依旧和法定工亡赔偿的一百多万相差巨大。

同时施工方给出了自己的说辞，徐水方年纪太大，死亡发生在早饭之后上山路上，并不是直接在干活的岗位之上，不属于工亡，不愿意承担完整的工亡赔付义务。

当地村委会也介入调解，村干部组织双方坐下来沟通，但双方诉求差距悬殊，几次调解都不欢而散。

调解会上村干部也无奈坦言，如果谈不拢，调解也没有别的办法，协商之路彻底走不通家属陷入艰难境地。

老人已经入土，但赔偿悬而未决，家里失去主要劳动力，维权之路举步维艰。

事件曝光之后迅速引发舆论热议，很多网友为之愤慨，一头猪、烟酒拿来慰问丧事尚可理解，拿来抵偿工亡，完全混淆了人情慰问与法律赔偿的边界。

慰问是情分，工亡赔偿是法定责任，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

法律专业人士就此案作出解读，徐水方参加由施工方组织的班前会、统一就餐之后，去往山上作业点，属于开展工作的预备性环节，属于工作时间与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

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视同工伤的情形，即便已经六十六岁，属于超龄农民工，也不能剥夺工伤待遇的权利。

用人单位招用高龄工人，却不做入职体检，不缴纳工伤保险，本身就存在明显用工过错，没有购买工伤保险，全部工亡赔付责任，理应由施工企业自行承担。

现实之中，大量工地为了省事，不愿给超龄农民工参保，不少企业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只要不发生事故就万事大吉。

一旦出事，就拿年龄大、不是直接干活时出事为由推脱赔偿，试图用少量金钱私了，这也是很多农民工工亡维权遇到的普遍困境。

私了往是企业希望快速压下事件，一旦家属签字收下少量补偿，后续再想走法律途径维权，难度会成倍增加。

摆在徐水方家属面前的，是接下来漫长的法律程序，想要拿到工亡待遇首先要向人社部门提起工伤认定申请，确认属于视同工亡。

拿到认定结论之后，如果企业依旧拒绝赔付，还要继续走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的道路。

整套流程，往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对于普通农村家庭来说，这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悲剧背后折射出建筑、林业等工程项目普遍存在的现实痛点，很多户外重体力岗位，大量聘用超龄农民工。

这些老人为生活所迫外出务工，但工伤保险常常缺位，企业看重廉价劳动力，忽略高龄劳动者的健康风险，既不体检，也不参保。

不出事故相安无事，一旦出现猝死、受伤，矛盾就集中爆发，人情慰问永远替代不了法律责任。

一头猪和烟酒可以作为丧葬的慰问品，但绝对不能用来抵消一条生命逝去之后，企业应当承担的法定赔偿。

私了和解应当建立在法律标准之上，而不是企业凭借强势地位，压低赔偿金额草草了事。

生命没有价格，法律给生命划定了保障的底线，期待这起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认定，让逝去的农民工得到应有的公道，也倒逼更多用工单位正视超龄农民工的劳动保障，莫让流血流汗的打工人，再流下维权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