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称灵活就业是福利，北大教授为何“何不食肉糜”？

这几天，刷到了一段访谈视频，看完视频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一股莫名之火萦绕在我的心头。

视频的主角，是身披无数光环的学术精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丹丹。在2026年8月15日播出的一档名为《聊一波》的财经对谈节目中，面对主持人王波明关于“灵活就业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的犀利提问，张教授抛出了一段堪称石破天惊的言论。

为了不冤枉这位顶尖学者，我们必须一字不差地还原当时的语境。张丹丹教授是这么说的：

“一般我们都认为我们做正规就业，就觉得那些非正规就业或零工是没有保障的；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灵活了，不像我们朝九晚五的，对吧？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但你是牺牲了你的自由才换来的这个社保；所以说灵活就业这块，他就是要灵活，他要的是自由度，他要的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的这一部分，但同时，他的社保肯定就是要相对就弱，因为你自己管自己，为什么要有一个人单位你为你支付一个社保呢？或者国家，或者政府层面为什么要为你支付那么多东西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固定工这一块呢，他把自己的时间、自由都已经交出来了，那政府或者是用人单位就要保障他的一些福利。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把灵活就业想成是啥也没有，他有的是灵活。”

这段话一出，瞬间引发了全网的群嘲与愤怒。听完这番宏论，我先是感到一阵荒谬，紧接着脊背发凉。在庙堂之高享受着顶格社会保障与安稳教职的精英，竟然将底层劳动者在生存边缘的苦苦挣扎，轻飘飘地浪漫化成了“追求自由的福利”。

被困在系统里的3.2亿人，真的拥有“选择的自由”吗？

张教授的逻辑，建立在一个极其脱离现实的假设之上：她认为“灵活”与“保障”是摆在超市货架上的两件等价商品，上班族选择了保障从而交出了自由，而灵活就业者为了享受无拘无束的人生，主动放弃了社保。

但现实的大环境是什么？到了2026年的今天，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AI技术对传统岗位的替代以及K型经济分化的加剧，我国的灵活就业大军已经膨胀到了惊人的3.2亿人，占全国城镇总就业人口的44%以上。大街上每走过两个打工人，就有一个没有固定雇主。

这庞大的人群中，有多少是像西方语境下那种喝着咖啡、随时去巴厘岛度假的独立设计师或自由撰稿人？绝大多数，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外卖骑手、困在车厢里的网约车司机、烈日下等待雇佣的建筑零工。他们被称为“中年失业三件套”的从业者。

他们没有底薪，没有带薪年假，没有工伤兜底。更残酷的是，他们连张教授口中那份引以为傲的“时间自主权”都没有。他们的一切行动轨迹，都被冰冷的平台算法精准计算并严密监控着。只要一天不上线接单，就意味着今天全家要饿肚子、下个月的房租没有着落。当一个人为了碎银几两，连生病都不敢请假、连上个厕所都要计算秒数的时候，你指着他滴下的汗水说：“看，这就是自由的福利！”

这不仅是对苦难的无视，更是对人性的践踏。没有任何一个背负着家庭重担的普通人，会为了所谓“睡到自然醒”的虚幻自由，去主动置换掉能抵御生老病死风险的五险一金。他们的灵活，是学历受限、年龄碰壁、大厂裁员、产业转型阵痛下，别无选择的无奈退路。

西方经济学话术的生搬硬套，掩盖了怎样的残酷真相？

其实，张教授这套“灵活即福利”的论调，在西方资本扩张的历史上并不新鲜。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微软，谷歌等科技巨头为了甩掉庞大的员工福利包袱，就开始大规模将正式员工转为“临时雇员”。当时的美国主流媒体和部分御用学者也是这样一套话术，大肆鼓吹“自由职业者的国度”已经到来，赞美劳动者可以“穿着睡衣在家办公”、“自己做自己的老板”。

结果呢？资本成功地将用工成本和市场风险全部转嫁给了个人。一旦遭遇经济周期下行，这些看似洒脱的“美国小齿轮”们瞬间陷入付不起房租、看不起病的绝境，最终流落街头。美国的这段弯路，早已证明了资本利用“灵活”二字进行社会责任剥离的危害。

张丹丹教授作为曾在澳大利亚深造、熟读西方劳动经济学理论的顶尖海归学者，生硬地套用“补偿性工资差”等学术概念，试图用纯粹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极其复杂的就业结构转型。在她的理论推演里，企业因为不需要为你缴纳社保，所以让你获得了时间。但她刻意回避了一个致命的常识：在我国，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是不可让渡的法定权益，绝不是可以用“自由”去私下交易的等价物。

这种话语体系的转换，本质上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语言腐败”。它巧妙地将企业逃避雇主责任、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不全的系统性短板，包装成了劳动者“求仁得仁”的个人偏好。仿佛底层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他们自己太贪恋自由。

精英视角的傲慢与同理心的全面沦陷

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你去翻阅张丹丹教授在北大的学术履历，你会惊讶地发现，她并不是那种完全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书呆子。

她是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长期深耕零工经济、流动人口福祉和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冲击的研究。她曾带领团队做过数万名外卖骑手的实地调研，甚至在学术文章中多次呼吁政府和平台应该为骑手提供社保补贴，探索跨区域社保接续的新模式。

一个明明手握海量底层悲苦数据、深知灵活用工社保缺失之痛的学者，为何一坐到聚光灯下的媒体访谈室里，就会脱口而出如此冷血的“福利论”？

这恰恰暴露了当前部分学术精英和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站位上的集体迷失。他们常年身处金字塔尖，端着体制内的铁饭碗，享受着最优渥的医疗和养老保障。阶层的巨大隔离，让他们的同理心在面对具体的人间烟火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钝化。在他们眼里，3.2亿灵活就业者只是数据看板上的一个个样本，是他们构建经济学模型的参数。

于是，他们在潜意识里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我们”朝九晚五有编制，“他们”零散打工很自由。当学术研究失去了对弱势群体最基础的悲悯之心，知识就会异化为替资本和现状粉饰太平的工具。他们不再追问“为什么这么多普通人无法获得一份带社保的体面工作”，而是致力于用晦涩的专业词汇，论证当下的苦难是多么的合理且充满“福利”。

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表达？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社保断缴人数突破了5800万，其中青年人占比畸高。在微薄的收入面前，每个月动辄大几百上千元的灵活就业社保，成了压在普通人骆驼背上的重担。

这是一个亟待全社会共同面对、急需制度创新的真问题。时代的巨轮轰隆向前，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代价，绝不能只由最底层的劳动者用血肉之躯去默默硬扛。

我们不否认极少数金字塔尖的自由职业者确实享受到了时间自主的红利，但这绝不能成为掩盖亿万大军生存焦虑的遮羞布。

一个良善的社会，不应该在“自由”和“保障”之间逼迫老百姓做残酷的二选一。

真正的文明，是努力修补制度的漏斗，让平台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让多元化的社会保障网接住每一个在风雨中奔波的个体。

请不要再用高高在上的学术概念，去消解普通人生活的重量。

因为那份被美化的“灵活”，沾满了底层人民苦涩的汗水；

那份被歌颂的“自由”，根本承受不起生活坍塌时的千钧之重。

面对3.2亿同胞的谋生之艰，如果不能施以援手，至少请保持起码的敬畏与沉默，而不是在他们的伤口上，优雅地撒上一把名为“福利”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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