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雍正二年夏天，河南封丘的考场外，生员因“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而闹罢考，学政张廷璐夹在地方大员与读书人之间，做了一个并不讨喜的决定：取消几名带头生员的考试资格，先把会试秩序维持下来。
这件事后来被田文镜抓住了把柄。田文镜以河南布政使身份推动新政，办事强硬，向来不容地方士绅抵触。张廷璐则认为，政令可以执行，科场也不能因此失去规矩。两人的分歧，表面看是一次考试风波，背后却是地方治理方式的冲突。
田文镜上疏指责张廷璐沽名钓誉，雍正帝起初信任田文镜，便革去了张廷璐河南学政一职。张廷璐受到处分时，并没有在朝堂上激烈辩解，只是把事情原委逐一陈明。后来雍正查清始末，重新起用他，授翰林院侍读学士，还让他担任皇子师傅。
这段经历很能说明张廷璐的处世方式。他不是没有脾气，也不是遇事一味退让，而是更看重制度和职责。朋友替他抱不平时，他只说：“既然奉命掌学，就不能只顾讨好上官。”这句话未必是史书原文，却符合他后来留下的官声。
影视剧《雍正王朝》把张廷璐写成科场舞弊案的关键人物，并安排他被雍正处死，甚至以极其惨烈的方式收场。戏剧冲突因此被推到最高，但这并非真实历史。历史上的张廷璐没有因泄露考题被腰斩，也没有成为雍正整肃八爷党的牺牲品。
张廷璐出身安徽桐城张氏。父亲张英是康熙朝重臣，曾入值南书房，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兄长张廷玉同样是康熙、雍正两朝的枢臣。这个家庭最显眼的地方，不只是出了几位高官，更在于父子兄弟长期身处清廷文臣核心，稍有失误，便可能牵动整个家族。
张廷璐没有借助兄长的名望走捷径。康熙五十七年，也就是1718年，他考中一甲第二名，成为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三年后散馆御试，他又取得第一名。康熙对此颇为满意，命他教习新科进士。能在翰林院考试与馆选中连续出众，靠的仍是文章与学识，而非单纯的门第。
康熙晚年，张廷玉已经受到重用，张廷璐也逐渐进入皇帝视线。康熙六十一年，即1722年，康熙帝去世，胤禛继位。皇权更替往往伴随官场洗牌，但张廷璐兄弟并没有因旧朝关系被排斥。原因很清楚：他们没有卷入九子夺嫡，而且有实际的办事能力。
雍正元年，张廷璐先后参与地方乡试事务，回京后入值南书房，任翰林院侍读学士。雍正用人有一个特点，既重视立场，也重视是否能把具体差事办好。张廷璐没有成为最耀眼的权臣，却一直在文书、考试、教育等事务上发挥作用。
河南事件后的重新起用，更显出雍正对他的判断发生了变化。起初，张廷璐被认为处理不当；后来皇帝发现，他并不是故意对抗新政，也不是借安抚士子来博取名声，而是在混乱局面中维持考试秩序。能被重新召回，说明他的操守已经得到皇帝认可。
雍正十年，即1732年，张廷璐升任礼部侍郎，但并未立即专任京中礼部事务，而是奉命主持江苏学政。学政掌管一省学校与考试，既要考察士子，也要约束地方教育风气，属于清代文官中颇见实际权力、同时容易得罪人的职位。
乾隆即位后，张廷璐仍被留用。乾隆四年，他回京实任礼部侍郎；乾隆六年，又奉命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那时他已年近七旬，仍被派往地方主持大典，足见朝廷对其学问、操守和办事经验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张廷璐身处张廷玉家族，却始终刻意保持距离。乾隆初年，张廷玉与鄂尔泰之间的政争逐渐显露，张氏一门也受到朝廷警惕。张廷璐很清楚，兄长地位越高，家族受到的审视就越严，因此在官场上格外谨慎，从不借张廷玉名义干预政务。
刘统勋曾批评桐城张、姚两姓在仕途上的影响过大，乾隆也因此对相关人事更加留意。张廷璐没有借此争辩，更没有拉拢同僚为自己说话。他平日处理政务，能办则办，不能办便据实陈奏。这样的性格，少了几分锋芒，却也避开了不少祸端。
乾隆八年，张廷璐随皇帝前往盛京祭陵。年事已高，长途跋涉令他身体不支。乾隆九年，他多次请求致仕，最终获准回乡。张廷璐于乾隆二十七年，即1762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兄长张廷玉当时仍在京城，闻讯后在家中设灵位祭奠。
张廷璐的两个儿子也都走上仕途。长子张若震曾任浙江布政使、湖北巡抚等职，成为封疆大吏，乾隆二十一年病逝；次子张若需考中进士，官至侍讲学士，以文章诗词见长。
他没有像张廷玉那样入阁拜相，也没有成为影视剧中被皇帝处决的反面人物。真实的张廷璐，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科场、学政与礼部事务中任职，曾受处分，也曾被重新起用。清廉、谨慎、少张扬，这些看似平淡的品格，正是他能够安然走完仕途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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