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三年，京城午门外，礼部官员正在为一位一品大臣拟定谥号。案头摆着几组字样，却没有人去翻他的科举名次。清代官场里，进士确实是一块重要敲门砖，但它并不是通往内阁大学士和身后谥号的唯一凭证。
这件事容易被一句“非进士不得入阁”说死。实际上，清代内阁制度几经变化，满汉官员的升迁路径也不相同，所谓“入阁资格”，不能脱离具体时代和官员身份来谈。
清朝早期，大学士制度还没有后来那样严密。天聪三年，皇太极设文馆，令儒臣翻译汉文典籍，并记录政务得失。天聪十年，文馆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由此形成，后来内阁的雏形已经出现。
顺治十五年，清廷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开始使用殿阁名号。顺治十八年一度恢复内三院，康熙九年又改回内阁。到了雍正八年，满汉大学士统一为正一品，大学士才真正成为清代文职官员中的最高等级，民间所称“中堂”也由此更显固定。
制度尚未定型时，出身要求并不算高。范文程就是典型人物。他早年只是沈阳中卫学生员，并非进士出身，却在清初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成为大学士。若拿后来的翰林标准去衡量清初人物，显然会把时代差异抹掉。
入关之后，汉官进入内阁的门槛逐渐提高。康熙年间，清廷大体沿用明代“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这里的“翰林”，重点是翰林院经历，而不是简单等同于进士二字。
因为进士考中之后，还要经过朝考、选馆等程序，成绩优异者才可能进入翰林院。翰林出身因此成为汉官升任阁臣的重要标志。可这仍然是惯例，不是绝对不可突破的铁律。
江苏籍大学士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清代江苏出了二十多位大学士，其中早期人物有陈名夏、金之俊、王永吉等，他们是明代进士；后来的大多数人，则属于翰林出身。彭蕴章虽为进士，却并非凭“进士”二字自然入阁，而是经过仕途积累和政治任用。
满洲大学士则不同。他们通常从六部尚书、左都御史等高级官员中开列，并不以汉官的科举和翰林经历作为硬性门槛。换句话说，清代内阁本来就是满汉并用的中枢机构，满官与汉官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
“进士出身就能入阁”，不准确；“不是进士绝对不能入阁”，同样不准确。到了晚清，左宗棠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早年为举人，后来因平定太平军、收复新疆等军政功绩，获得同治年间赐同进士出身，旋即获授东阁大学士。
有意思的是，左宗棠入阁的关键并不在那张进士名义上。若没有长期军务、地方治理和收复新疆的功劳，即使补上进士出身，也不足以解释他为何能够位列大学士。清代官场向来重资格，但在特殊时期，功业同样可以改变升迁路径。
再看死后的谥号，逻辑又是另一套。清代制度大体规定，一品官去世后，是否赐谥要请皇帝裁定；二品及以下通常没有常规请谥资格。也就是说，官至一品只是具备资格，并不等于必然获谥。
康熙朝的梁清标、成克巩，雍正朝的魏裔介，都曾官至大学士，却没有立即获得谥号。汤斌官至尚书，后来在乾隆朝获谥“文正”，也说明谥号有时会因政治评价和后续追论而发生变化。
谥号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品级、功劳、操守、学术文章和皇帝的裁量，并非单看是否进士。二品以下官员偶有获谥，多属于特恩，例如因战死、勤劳、节义或特殊事功而破格赐予。康熙十八年，掌院学士喇沙里因讲筵之劳获谥“文敏”，便属特殊褒奖。
至于“以文为谥”，门槛更高。清代通常认为，汉官若非翰林出身，不得使用“文”字开头的谥号；但如果已经官至大学士，即使不是翰林，也可能获得带“文”字的谥号。这里体现的不是科举功名本身，而是官位与政治地位对规则的补充。
礼部拟定谥号时，也不是随意取几个吉祥字。符合条件者，由礼部拟出字样，再交大学士筛选，最终由皇帝钦定。谥号既是死后荣典，也是朝廷对一名大臣一生功业的官方评价。
因此，进士只是清代文官晋身的重要起点，不是大学士职位的唯一通行证，更不是获得谥号的必要条件。清代两百多年间，死后获谥的大臣总数不过五百余人，这份荣典始终稀少，能否得到，看的从来不只是出身名册上的那一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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