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迹下发现神秘号码！1979年丹东“2·25”行李包碎尸案侦破始末

1979年2月25日上午8时，从北京开往丹东的27次特快列车到达丹东站。乘务人员对车厢进行清理时，发现6号车厢的行李架上有两个无人认领的行李包。其中一个是灰色人造革旅行袋，另一个是白塑料布裹成的行李卷。

两件包裹被送到车站派出所，警员开包检查，不禁大吃一惊：两个行李包里竟藏着一具无头无手的男性尸块。

丹东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分处的刑侦技术人员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勘验。同时，以北京市公安局为主，组成了专案组，全力侦破这起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第一起碎尸案。

装尸块的灰色人造革旅行袋长60公分，宽22公分，高28公分，两边分别印有北京农展馆和美术馆图案，拉锁的一端有北京产红卫牌黑色挂锁一把。袋内装着人体双上肢和双下肢，用一块白底绿条褥单布包裹，尸块切口处用棉花堵塞；肢体均被锐器切割断离，两下肢大腿外侧和小腿汗毛浓密；脚长23.9公分。

白塑料布行李卷长70公分，宽40公分，用一根三段组麻绳捆扎，最外面套着一个蓝白线织的网兜。刑技人员在白塑料布上发现一个雨鞋印，鞋前掌有波浪花纹，后跟有两条13毫米的突起花纹。塑料布里还有一块5×3.5尺的平纹紫布和一条5×3.5尺的旧棉套；躯干穿有95公分的圆领短袖针织衫一件；下垫有半张报纸和一件灰布长袖衬衣。躯干上有五处锐器切割造成的断离面，分布在颈下部、两肩、两髋。胸腔内上口塞有少量棉花。腹部凹陷，右下腹部有外伤手术疤痕，在躯干背侧有暗紫红色的尸斑。解剖后，经对内脏各部进行检查，除右肺尖有陈旧性的结核病灶已钙化外，未发现中毒及其他异常现象。死者血型为B型。

尸检表明，两个无主行李包里的无头尸块为同一尸源，因为缺少了头颅和双手，无法通过面貌特征和指纹确认死者身份。

专案组决定首先查明碎尸包裹上车的车站。27次列车于2月24日16时51分由北京站发出，途经天津、唐山、山海关、锦州、沈阳、本溪、凤凰城等11个停车站，行程一千余公里。

为了加速工作进程，专案组下又分设了三个调查组：北京、丹东和沿途调查组，分别负责在北京始发站、丹东终点站以及沿途各站调查工作。

北京调查组首先在北京车辆段开展调查，走访200多名工作人员，均未发现线索。调查组把调查范围扩大后，工人郭兰新提供，2月24日下午16时许，她在北京站一层中间大厅自动电梯下，曾见一个身穿深色棉衣的二十多岁的男人，腋挟一个又长又沉的塑料布包裹，乘电梯上到二楼。由于当时旅客很多，郭兰新没能提供挟包人的面貌特征。

沿线调查组的侦查员访问了列车经停的每个停车站，获悉坐在尸包下28、29号座位上的，是两个穿军装的人。

根据此线索，丹东调查组找到了坐在尸包下的军人。军人回忆说，他是从北京站上的车，上车后，行李架上已放满了行李，他见座位上方的灰色人造革旅行袋和白塑料布行李卷摆放宽松，想挪动一下放自己的旅行袋，挪了几次都因很重没挪动，他感觉行李软乎乎的，应该不怕压，于是就把自己的旅行袋压在软乎乎的行李卷上。一路上没有人动过这两个很重的包，直到他在丹东下车时，依然没人动。调查小组的同志拿出两个尸包的照片请军人辨认，军人确定就是一路没人动的那两个行李包。

专案组由此确定，碎尸包是在北京被放上火车的。

进一步调查发现，包碎尸的灰色人造革旅行袋、红卫牌锁头、灰布长袖衬衫和死者身穿的圆领短袖针织衫，商标都是北京地区的产品。而尸块包装物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北京生产或加工的。比如捆包裹的三股细麻绳是北京黄木厂生产队生产的，销售范围仅限于北京；蓝白网兜是北京丝线厂1977年的产品，全部投放北京市场；白底绿道床单布、紫色被面布也都是北京生产或印染的。碎尸包裹里的半张报纸，经人民日报社认定，是2月20日人民日报副页的北京版；包尸用的旧棉套，经朝阳区综合修理部关东店弹花门市部的老师傅比对鉴别，认定是该门市部生产的机织网套网。

专案组认定案件是在北京发生的，并且以朝阳区以及和该区相邻的东城、崇文两区可能性最大。

从碎尸包装物的品种多、件数多来看，不像是事先准备好的，而像是杀人肢解尸体后，随手拿来用于包装的。再从碎尸包装物看，大部分是室内生活用品，如果携带这么多东西到室外作案既不方便，又要担很大风险。据此分析，第一现场应该在室内，而且可能是周围比较僻静的楼房单元或独门独院。

根据尸斑、尸僵、血液以及内脏无明显变化等情况，结合北京地区的气候条件和碎尸包裹里报纸的出版时间等情况进行分析，被害人的死亡时间约在2月24日送上火车前的48小时以内。

法医经对尸块解剖认为，死者年龄在45岁左右，身高在1米65至1米70之间，轻度驼背，生前曾患过肺结核，做过盲肠手术，脚趾重叠明显。

由于在走失人口中未发现与死者特征相近的，专案组推测，死者可能是外地来京人员。从作案人杀人碎尸后隐匿头、手部分分析，凶手与死者可能是熟人，死者可能还有前科。从碎尸包裹的件数、体积和重量上分析，作案人数至少两人。凶手杀害死者的动机可能有两种：一是图财害命，二是由两性关系引起杀人。

专案组首先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一是进一步对尸块包装物进行广泛的调查，从中发现可疑线索；二是在走失人口和来京探亲访友、看病、上访和出差人员中查找死者线索。

包尸用棉套虽是朝阳区综合修理部关东店弹花门市部网织的，但该门市部成立20多年了，弹网的棉套不下数十万个。经三天三夜紧张工作，专案组查了一万多本发票存根，未能发现线索。

装尸用的旅行包、麻绳、网兜、锁头，由于销售量大，进货有登记，无销售记载，虽经多方工作，也未能发现线索。

堵尸块切口用的棉花，看上去质量好于市场供应的棉花。经土产公司认定，不是投放市场的普通棉花。专案组进一步去棉麻仓库、棉纺厂、纺织科学研究院、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棉花检验所等单位请教，均认定此上乘棉花只供应军队和作为“特需”品使用。专案组又去北京市特需门市部、解放军总后勤部等处调查了解到，均未购进过此种棉花。专案组由此确定，尸包里的棉花是外地产的棉花，来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南方有亲友代买或赠送的，另一种是私自贩卖而来。

尸块包装物调查收获甚微，而在走失人口和来京探亲访友、看病、上访和出差人员中查找死者的工作，也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侦破工作止步不前，专案组组织全体人员再次对案情进行分析。经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原来确定的侦查方向没错，还应该在尸包的查验上下功夫，力图找到物证。

侦查技术人员再次对尸块包装物上的痕迹进行检查。在包尸的塑料布血迹下面，发现了几滴类似蓝色油漆的模迹。经化验，是重油混合漆。在包尸塑料布的暗褐色血迹下面，发现了一些模糊的字迹，经仔细辨别，认出是“77.3115”“77.2187”两串数字，数字后面有一个“陈”字。

技术人员还对包尸用塑料布上几处不清晰、不规整的痕迹反复分析，确定是两种鞋印。一种是藤状花纹，系北京产三羊牌塑料底布鞋。一种是后跟为波浪纹的雨鞋印，经调查是广州橡胶二厂的产品。

侦查员很快查明，两串数字是朝阳区饮食服务管理处双井基层店的两个电话号码，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线索。专案组立即去双井基层店调查。

双井基层店地处北京东郊工业区，77.3115为该店一楼营业室的电话号码。使用这个电话的，除内部职工外，还有双井基层店下设的旅馆、饭馆、理发馆以及附近的京郊饭馆内部人员。

而77.2187是该店二楼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使用人主要是基层店内部职工。两个电话号码同时留在一处，侦查员分析，只有内部职工才具备使用这两部电话的条件。于是，调查摸底的重点放在了双井基层店内部职工上。

该基层店下设旅馆、饭馆、理发馆十多家，共有职工200余人，其中姓陈的男女职工有22人，经对全部陈姓人审查，排除了21名，只剩下该店干部陈克浩。侦查员提取了陈克浩的笔迹材料，经技术人员做鉴定，认定尸包上的电话号码和“陈”字，与陈克浩的字迹特征相同。

陈克浩，男，55岁，河北省丰润县人，1969年下放到朝阳区饮食服务管理处，先是做过一段保卫工作，后又被下放到该基层店工作。经了解，陈克浩因工作不负责和生活作风不好，屡次受处分。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陈克浩在与当时在市委幼儿园当临时工的刘敬芝关系暧昧。1966年，刘敬芝与丈夫被遣返原籍前，陈克浩利用职权将刘敬芝留在北京。不久，陈克浩离婚，与刘敬芝结合。1978年6月，陈克浩又与刘敬芝离了婚。有知情人反映，陈克浩与刘敬芝离婚后一直保持来往，陈克浩有时还住在刘敬芝家里。反常的是，从发案后，陈克浩再没去过刘敬芝家。

通过访问陈克浩的亲友和与其有来往的人员，专案组发现，刘敬芝身上也有许多可疑之处。刘敬芝虽然当年走后门而留在了北京，但从此失业。与前夫离婚后，两个儿子与她共同生活，大儿子还患有智力问题。刘敬芝属于女人里聪明胆大者，经常从事倒卖布票、粮票、油票等活动。刘敬芝还非法搞过长途贩运，被人举报后，当地派出所处理，但她仍继续偷偷摸摸倒卖票证赚钱。

据街道居委会和群众反映，专案组3月4日向群众公布案情，刘敬芝家从3月5日起连续几天大搞室内卫生，铲墙皮、刷地板、擦门窗和家具、冲下水道、粉刷房间等。刘敬芝家平日里脏乱差在周围是出了名的，突然大动作讲起卫生来，很是反常。

上述迹象表明，陈克浩、刘敬芝有重大嫌疑。专案组报请上级领导批准后，对陈克浩、刘敬芝采取了跟踪和监控措施。

侦查员很快发现，陈克浩与刘敬芝经常暗中接触，仅在3月12日至16日的短短几天里就悄悄见过四次面，并且两人都显得很紧张。3月16日上午8时，侦查员发现，刘敬芝手提一个白布包出了家门，在钱粮胡同口与陈克浩碰头后，一起去了白絮弹花社。侦查员调查后得知，刘敬芝在弹花社弹了一个棉套。4月10日，刘、陈二人又一起在安外弹花门市部弹了一个棉套。

跟踪监控中发现，刘敬芝还几次与一个留小胡子的青年男人接触。经调查，留小胡子的是刘敬芝的侄子刘京生，24岁，是市煤建公司一厂的仓库保管员。

侦查员还发现，刘敬芝家的阳台下有一个小饭馆，小饭馆的房顶上遗落有一个碎花布包，疑似刘家丢到窗外的。侦查员取来检查，包内的一块平纹紫色布，与包尸用的平纹紫布在褪色程度和磨损程度上都一致。

专案组获悉，刘敬芝与前夫因负担两个儿子，特别是负担智力低下儿子的生活费而发生纠纷，案子正在东城区法院调解期，于是专案组借法院调解之机进入刘敬芝家暗查。在接下来的秘密搜查中，侦查员在刘敬芝睡的南屋双人床下发现一双三羊牌塑料底棉鞋，在北屋橱柜的抽屉里发现一块紫色布，在缝纫机针线抽屉下发现了几滴血迹，还发现厨房的煤气灶新刷过蓝漆。

经技术鉴定，三羊牌塑料底棉鞋花纹，与尸包上的鞋印特征完全相同；紫色布与包碎尸用的紫色布，在经纬密度、支数、褪色程度上完全一致；血迹与死者血型相同；蓝漆的有机成分和无机成分均与尸包上的蓝漆成分一致。

然而，死者是谁，专案组还是没有收获。

根据刘敬芝有投机倒把前科，专案组在东城区公安分局和东风市场的材料里，发现了一个叫张跃华的人。张跃华曾因与刘敬之一起倒卖赃车，1978年10月被东城公安分局预审科调查。张跃华是北京市人，42岁，1954年因流氓盗窃罪被判刑，后送兴凯湖农场服刑；1969年刑满后，被安置在黑龙江省林甸县红旗公社阳光大队当社员。东城公安分局预审科把张跃华交给收容站，收容站于12月6日把张跃华遣送回林甸县红旗公社阳光大队。

据张跃华在北京的姐姐，以及张跃华服刑的兴凯湖农场管教干部提供，张跃华曾患过肺结核，做过阑尾手术，有点儿驼背，脚趾重叠，这些特征都与尸体特征相符，身高和血型也与死者相同。赴林甸县红旗公社阳光大队调查的侦查员获悉，张跃华于1978年12月被北京的收容站遣送回村后不久，就又擅自离去，一直未归。

专案组由此确定，尸包里的尸块就是张跃华。

专案组决定立即逮捕刘敬芝、陈克浩。在证据面前，刘敬芝被迫交代了作案经过，并供出其侄子刘京生一起参与了作案。刘敬芝供认，碎尸后，她随手拿了家里的褥单、旧棉套、平纹布等物包尸块。陈克浩和刘京生也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低头认罪。专案组从刘敬芝、刘京生家中分别起获了杀人凶器，包尸用的棉花和死者的棉衣、绒衣等物品。

1978年3月，刘敬芝在北京站倒卖布票时与张跃华相识，张跃华把刘敬芝家作为落脚点，两人沆瀣一气，共同从事倒卖活动。此时，已经与陈克浩离婚的刘敬芝，与张跃华基本上属于同居生活。而陈克浩虽然已和刘敬芝离婚，两人却仍保持性关系。所以，陈克浩对张跃华与刘敬芝的暧昧关系心怀不满，便到派出所去检举张跃华倒卖自行车，以赶走张跃华。民警在调查张跃华放在刘敬芝家的一辆来历不明的自行车时，怀疑刘敬芝与张跃华有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同年12月，张跃华被遣送回黑龙江省林甸县红旗公社。

但张跃华于1979年1月又从黑龙江跑回北京，继续纠缠刘敬芝。刘敬芝害怕再与其鬼混被公安机关调查，将其拒之门外。张跃华向刘敬芝讨要他的钱财，声称她不答应就到派出所揭发她倒卖的违法犯罪行为。刘敬芝便起了杀人灭口之意，她想，张跃华没有北京户口，又是个劳改释放犯、社会渣滓，弄死他也不会有人过问。她唆使儿子和侄子刘京生，把张跃华骗到外地杀死，未得手。

刘敬芝又找陈克浩商量计策。陈克浩一方面想和刘敬芝复婚，另一方面又因曾检举过张跃华，怕张跃华报复他，遂与刘敬芝二人一拍即合。担心两人不是张跃华的对手，刘敬芝又找来她的侄子刘京生帮助，先给侄子50元钱，承诺事成之后再给100元。

2月22日上午，张跃华又到刘敬芝家要钱。刘敬芝叫来侄子刘京生先稳住张跃华，然后又疾速叫来陈克浩。刘京生趁张跃华不备，把张跃华绊倒在地，并且掐住张跃华的脖子，刘敬芝上去按住张跃华的胳膊，陈克浩则左手掐张跃华的脖子，右手用擀面杖猛击张跃华的脑袋，又与刘京生一道，用绳子勒住张跃华的脖子，把张跃华勒死，尸体藏在刘敬芝的双人床下。

之后，三人又共同策划毁尸灭迹，刘敬芝购买了旅行袋和橡胶手套、塑料布、棉花等物。2月24日上午，陈克浩和刘京生在刘敬芝家里，把尸体肢解成10块，刘敬芝在门外放哨。怕张跃华在公安局存有案底，他们割下人头，剁下双手，将躯干打成行李卷的模样，把四肢装入旅行袋，于当日下午把尸包送上北京开往丹东的27次特快列车。张跃华的头颅和双手，于次日晚被刘敬芝扔到朝阳区高碑店附近的污水渠里。

他们认为，一具无头无手的残缺尸体被特快列车运出北京，就如同把他们的罪恶一起运走一样。就算有人过问，行李包里的两堆臭肉也绝认不出是张跃华，警察一辈子都查不到他们头上。

没想到，案发两个月后，他们就落到警察手上。他们大概更想不到，因为制造了北京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杀人碎尸案，他们会随着这起恶性案例而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