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农民》：一场真实惨案的背后，普通法国人为何成为刽子手？

1870年8月16日，一位叫莫奈伊斯（Alain de Monéys）的法国年轻贵族刚走进村子，一个流动商贩上前告诉他，他的表弟喊过“共和万岁”。莫奈伊斯坚决驳斥。激烈的争论引来了围观的农民，渐渐的人们越聚越多，他们提议成立临时的审判庭，宣判这位贵族是国家的敌人。接着人群汹涌上前殴打他，驱赶着他游行，直到他鲜血淋漓，人们又在半死不活的他身上堆放木柴和干草垫，用旧黄纸塞在柴火堆的底部来引火。人们围着篝火漫步、畅谈，最后火苗熄灭，人们平静漠然地四散离去。

上述这起事件发生在法国西南部地区一座叫“奥特法耶”（Hautefaye）的市镇集市上。在历史学家的叙述中，常常用“奥特法耶惨案”来指代。《愤怒的农民》正是一部由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撰写的、分析奥特法耶惨案的著作。他以精妙的手法，将惨案的发生现场比作一个“舞台”，用倒叙的方式，分析了惨案发生前一系列人物的心理状态和互动过程，各方就像是按部就班那样扮演好各自的角色，终于等到8月16日那天，我们的主人公——可怜的莫奈伊斯——登场了，于是上演了一场残酷的屠杀戏剧。这也正说明了奥特法耶事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有更深层次的结构。而科尔班这本著作的着墨最多，其分析最具有亮点的地方就在于：他揭示的这种结构不是经济和物质生活的，而是情感结构。在正式进入本书的内容前，我们不妨介绍下科尔班的方法。

撰文｜王曙晟

《愤怒的农民》

作者：（法）阿兰·科尔班

译者：刘树才

编者：张婧易

版本：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3月

年鉴学派的传人

国外学者西玛·戈德弗雷（Sima Godfrey）为阿兰·科尔班撰写过一篇书评文章，题目为“Alain Corbin: Making Sense of French History”，这个标题的双关意义值得玩味：一方面，让法国历史有意义；另一方面，让法国历史“可感”（我们无法在有意义的东西与可以感觉的东西之间完全画上等号）。

纵观科尔班的主要著作，例如《烟花女子：19世纪法国性苦难与卖淫史》《恶臭与芬芳：感官、卫生与实践，近代法国的气味想象与社会空间》《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再到本书《愤怒的农民》，从中梳理出“嗅觉”“苦难”“听觉”“感官”“愤怒”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到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19世纪人物的心态、感官与情感等方面。

因此，“让历史变得可感”正是对其工作最好的概括。为了进一步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追问：在科尔班之前，法国的历史研究是什么样的面貌，难道心态与感官在之前的历史研究就是缺位的吗？这就不得不提科尔班与年鉴学派的关系。

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巴黎第一大学名誉教授，法国大学研究院成员，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致力于感官史及感觉演变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瘴气与黄水仙》《身体的历史》《大地的钟声》《烟花女子》等。

根据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写的《法国史学革命》（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1929-2014），科尔班实为年鉴学派学术谱系之外的人物。不过，年鉴学派的方法对他启发良多，在其博士论文开篇就可以看到他对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等大家的致敬，并大谈“心智结构”（《法国史学革命》，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2页）。彼得·伯克将科尔班放在“从地窖到阁楼”这一组史学家中。从年鉴学派创立以来，其成员往往关注“长时段”的区域史，以及结合了政治、地理环境、经济等多方面研究的“总体史”。虽然年鉴学派中不乏对心理、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的研究（例如布洛赫的《国王神迹》、费弗尔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然而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集体心理、文化等问题并不感兴趣，心态史被降格到边缘地位。而“从地窖到阁楼”这个短语，就被用来描述第三代的年鉴学者从关心经济和人口等底层条件转向了关心文化（《法国史学革命》，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科尔班虽未直接跟随年鉴学派的学者学习过，不过他对感官的关注也承袭于年鉴学派的内在理路中：为了理解人类生活的总体，那么感官、心态和个人的能动性也同样值得被关注。

在本书《愤怒的农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年鉴学派的影子，在个人与结构之间，科尔班并未顾此失彼，而是游刃有余地穿梭其中。在分析奥特法耶镇的居民心态时，科尔班并未忽略该地区的人口结构、行政区划、经济状况。奥特法耶镇所在的多尔多涅省长期存在农民对贵族的敌意，这部分归咎于乡村资产阶级为了引导仇恨而编造的反对贵族的话语（《愤怒的农民》第11页，下同）；在奥特法耶这个镇子上，当地人对宗教也十分淡漠，1863年，只有占人口26%的人庆祝复活节，并且这里也存在农民对教权的斗争（第19-20页）。而集市举办的地方位于开阔的乡野，处在邻省的交界处，“周边既无城镇，也无真正的村落”，模糊的行政区划创造了一个中立的空间，熟人社会的诸多限制在人员混杂的集市上发挥不了作用，代表政治权威的国民卫队还没成立，因此也无法阻止惨案的发生（第78-82页）。同时村民的识字率也不高，1869年仅有少于一半的孩童入学，教育水平极低……这些地理人口等条件也是奥特法耶惨案发生的外部因素。

除此之外，这部著作中也不乏科尔班与年鉴学派的直接互动。同样是研究乡村的集体暴力事件，科尔班常常引用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和《罗芒狂欢节》（Le carnaval de Romans）；同样是研究村民的恐慌心理，他也提及过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的著作《1789年大恐慌》（La grande peur de 1789）。在勒华拉杜里的分析下，1580年的狂欢节之所以演变成一场血腥事件，是因为宗教冲突、阶级冲突等等处在象征秩序的矛盾在节庆的氛围下现实化了；而勒费弗尔对谎言以及大恐慌的分析，则聚焦在事件发生之前的一系列历史和现实因素。科尔班承认，运用勒费弗尔对“妄想”（délire）的解释存在一定道理，但是这不足以说明奥特法耶集市上演的悲剧，村民虐杀莫奈伊斯背后，是一整套合理的表象秩序在发挥作用，因此并不完全是非理性的暴行。可以说，科尔班的《愤怒的农民》从议题的接受以及研究方法上，都与年鉴学派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称之为“年鉴学派的传人”是不为过的，不过他对“情感”“心理”“感官”等表象秩序的研究，将年鉴学派的经典议题扩大到更深远的范围，表象问题也成为理解奥特法耶惨案的关键线索。

惨案的发生：

情感如何表象？

“如果不理解农民表征（représentations）自我与他者的各种言行，我们很难理解奥特法耶惨案”（第3页）“我们必须谨慎小心，避免把1870年经过修正的表征系统投射到第二帝国时期，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多尔多涅省农民的行为，尤其是奥特法耶惨案中那些施害者的行为”（第31页）“分析施暴者的话语，我们能找到三重层次的表象”（原文为L'analyse de la parole des massacreurs permet de détecter trois niveaux de représentations，中译文把表象隐去，翻译成三类“描述”，中文版在第117页）。关于科尔班对表象的关注，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人们不仅在现实中生活，也在表象领域中生活，现实中的事物不单单是惰性的、完全外在于人的心灵的东西，而是在心灵的组织下，被表象为自洽的逻辑系统。这段话可以帮助解释惨案的发生。科尔班首先分析农民对贵族的敌意，在大革命时期，乡村资产阶级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钱财，他们为了转移农民的仇恨，编造了一套抹黑贵族形象的话语。他们宣称贵族有可能联合起来恢复封建权力和地租，重建领主司法制度，重新获得大革命时被没收的财产。农民们在谣言的蛊惑下袭击贵族的城堡，贵族同样因谣言而害怕农民洗劫自己的庄园（第4-17页）。

科尔班继续分析，乡村资产阶级从根本上反对的敌人是教会。因此他们进一步向农民挑拨与教士的敌意，并把贵族和教会设想成密切勾结的集体。科尔班还提到了农民反对教权的具体斗争，他们要求拆除教会中的长凳、免费敲钟，以及信徒可以自由进入教堂内的祭台（第21页）。在这方面，他提醒我们注意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的研究，后者在《革命节日》（La la fête revolutionaire: 1789-1799）中分析了长凳的象征意义，佩里戈尔的农民（也是奥特法耶惨案所属的地区）通过毁坏风向标和长凳、竖立五月柱来表示对封建制度的反抗。他还提到农民心中缠绕着什一税的幽灵。在1868年发生的骚乱中，农民们冲入教堂，清除所有祭坛上的花朵，因为它象征推翻帝制政权，如果帝制政权被推翻，什一税也有可能复辟。长凳、花朵，正是在农民心灵的组织下成为他们仇恨发泄的矛头，卡西尔（Ernst Cassirer）对“人是符号动物”的论断又一次得到证明。

米勒《拾穗者》（1857年）。

同样的，共和派也是农民心中的敌对者。科尔班认为这是由于农民的仇富心态。译者注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3月16日颁布法令，对农民所缴纳的土地、动产、门窗和营业收入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增收45生丁附加税（第34页）。这无疑会增加农民的负担，因为抗税而引发的农民与征税官之间的冲突不断上演。此外，由共和派组成的议员都会享受25法郎的津贴，这是收获季节农业工人工资的10倍（第43页）。这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对共和派的仇恨，将他们视作“国库的窃贼”。更重要的是谣言在这里又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传言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皇帝之后将会取消45生丁税，农民于是成为皇帝的最大拥护者。科尔班分析，在农民群体中，存在对皇帝深深的依恋，这部分由于他们对拿破仑建立的第一帝国辉煌历史的乡愁式回忆，而这种情感被寄托在现在的拿破仑三世身上。这种对皇帝的依恋又在别的场合中转化成焦虑，而焦虑又不时地证实和强化依恋（第58页），农民相信贵族和教士可能密谋反对皇帝，共和派会发起暴动，因此“保卫我们的皇帝”成为让农民团结的口号。

不仅如此，当时的法国还面对着普鲁士这一强大邻国，国内也不断兴起让皇帝下台的抗议。在内忧外患之下，农民们深感不安，恐慌让谣言有了传播的土壤。人们相信普鲁士人会强暴他们的妻女，侵占或者烧毁他们的房子，而贵族和教士则是普鲁士人的内奸。在国内，人们四处追捕可疑的普鲁士间谍。谣言就像是珍珠项链上的细绳，将农民的憎恨对象一个个串起。让我们试想自己是奥特法耶的农民，1870年8月16日那天，一位衣着十分体面的年轻贵族——莫奈伊斯——走进喧闹的集市，我忽然听到他在与某人争吵，有人大喊他喊了“共和万岁”，我回想起来那些令人憎恶的共和派，他们上台之后颁布的苛捐杂税让百姓民不聊生，甚至还内外勾结普鲁士人，试图推翻我们敬爱的皇帝。于是我跟着人群围了上去，周边是嘈杂的谩骂声和争吵声，八月燥热的天气蒸烘着集市上牲畜的粪便，面对这位贵族（有人说他就是普鲁士人），我加入了指责的行列，愤怒让我血气上涌，我甚至看不清眼前的场景，接着我们对他拳打脚踢，直到他血肉模糊……

这就是科尔班说的“受害者等式”，“阿兰·德·莫奈伊斯＝一位贵族＋一名共和派＝一名‘普鲁士人’”（第102页）。莫奈伊斯的真正身份此时变得无足轻重，面对表象能力的强大逻辑，他成为农民心中的人民公敌。在对他处以极刑的那段时间，人们不仅在肉身上毁灭了他，而且在象征秩序中毁灭了共同的敌人。人们焚毁他的尸体，于是在他身上，一个共和派被打倒了，普鲁士人被驱逐出去了，贵族倒台了，而皇帝得到了保护，他最终也会免除对我们的惩罚。

替罪羊机制

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可以解释奥特法耶惨案缘何发生的理论工具？换句话说，支撑这种表象秩序的是什么东西？在阅读本书过程中，我多次想到了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的替罪羊机制（scapegoat mechanism）。科尔班在为奥特法耶农民的暴乱寻找一个分析视角时，也不可避免地谈到替罪羊理论具有的强大解释力（第135页）。不过科尔班并没有选择按此路径去剖析农民的行为，在第四章《迟钝的食人魔》中，可以看到他感兴趣的是感官模式的转变。科尔班在这一章中的分析可以与福柯《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对酷刑的描述对读——从1792到1870年，大屠杀从一种庆祝的仪式、高贵的表达转变为人性黑暗面的体现而被人们唾弃。科尔班尤其提到对痛苦的恐惧如何成为一种新的感官模式，在整个19世纪，人们以为暴力正在逐渐减少，公开使用暴力是下流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自以为驱散了文明背后的野蛮，然而奥特法耶事件却说明，深藏在人性幽暗处的恶魔从来没有走远。人们恐惧它还魂归来，为奥特法耶农民定罪的当局者们因此急不可耐地将他们斥之为愚昧、非理性、人面兽心。科尔班却恰恰指出，奥特法耶惨案的发生是一起政治事件，如果仅仅将惨案的发生归结为非理性的驱动，那么我们终将无法理解当时农民心中的不安、孤独和苦难。

我们无法分析科尔班为何错过了基拉尔，不过，为了理解支撑惨案运行的表象逻辑，我们不妨在他犹豫的地方前进一步。

谈及基拉尔，其最知名的理论莫过于“三角欲望”。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Mensonge romantique et vérité romanesque）中，基拉尔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关于欲望的模式，简单来说，当我们自以为在欲望某一个东西时，并不是完全自发的行动，而是在模仿“介体”（médiateur）的欲望，介体与欲望的主体存在竞争关系。基拉尔又根据欲望主体与介体精神能量之间的距离远近，区分出外中介和内中介。外中介与主体距离较远，难以与主体之间发生争执；内中介与主体较近，因此主体一方面嫉恨介体，另一方面又在追求客体的过程中，把介体视为强大的存在。激情、仇恨、羡慕等等复杂的感情，都在三角欲望的牢笼中产生，暴力也随之催化。可以看到，在一个社会中，三角欲望带来的结果是相互对称的、互相模仿的欲望结构，这会为群体的稳固带来危机。在《祭牲与成神》（La violence et le sacré）中，基拉尔又提出初民社会解决内部混乱暴力的办法，那就是替罪牺牲。基拉尔又在《替罪羊》（Le bouc émissaire）中详细论述了替罪羊机制，欲望和暴力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那个人群中被打上特殊标记的人就成为替大家背负罪恶的人，他们往往是社会的边缘者（异教者、残疾人、外乡人）。人类群体对替罪羊施加他无法承受的暴力将他献祭，在暴力结束之后，群体又重归暂时的宁静与和谐。

插图来自朱尔·迪普雷19世纪的画作《背木柴的法国农妇》。

对于奥特法耶惨案来说，替罪羊机制的解释极具诱惑力。我们很容易在莫奈伊斯身上找出与替罪羊一一对应的特征：在农民群体中，他是贵族；在乡村集市上，他是外乡人；在支持皇帝的人群中，他高呼过“共和万岁”（尽管是人们编造的），奥特法耶的农民在他身上看到了恐惧的一切，尤其是在一个人心惶惶、精神高度紧张的战争时期，普鲁士大胜法国的坏消息不断从前线传来，人人自危，群体中的仇恨、欲望与暴力难以再寻找其源头。可以说，这时候的暴力和欲望处在一种无人称的匿名状态，直到莫奈伊斯出现——“他”，于是这个人称代词就成为承受暴力的主语。莫奈伊斯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只替罪羊，最后被农民们残忍的迫害。

科尔班对暴力的场面进行了铺张的描写：“……用可怕的钩子击倒了阿兰·德·莫奈伊斯”“好似一个满是鲜血的球”“用另一根棍子对其发动致命一击……巨大的血渍”“试着肢解尸体，每人抓住一条腿，在满是石子的路上拖拽阿兰·德·莫奈伊斯……上下起伏的头颅染红了石子”“把尸体重重地扔到地上，然后继续殴打，击打他的头和腿的响声，好像极大一捆柴一样”“尸体……被猛烈地扔到池塘斜坡的石头上”……（第104-111页）

替罪羊的惨状如此，而施暴的农民则好像在节庆。节庆往往伴随着暴力，而暴力则会把节庆推向高潮。基拉尔认为人类文明中存在替罪羊机制，那么有没有替罪的“时间”呢，就是选出特殊的一天，如电影《人类清除计划》中的“杀戮日”那样，在那天，人们可以肆意地使用暴力而不受惩罚。这一天里人性中的所有残暴、欲望、仇恨都得以释放，它代替了生活中其他日子承受了所有的罪恶，其目的是保障剩下的日子的和平有序。就像在奥特法耶惨案里，农民们对莫奈伊斯处以极刑，其目的是保卫村庄的宁静祥和，乃至保证皇帝和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在莫奈伊斯的尸体遭受残忍的火刑之后，农民们“漠然而平静地散去”（第125页）。看似无序和非理性的状态恰恰是秩序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秩序的例外，秩序通过既排除又纳入的方式而维持自身的整体性，这听起来有点像阿甘本。

在最后的部分，科尔班又讲述了法庭如何处置这些施暴的农民。当局的共和派将奥特法耶惨案编织进政治的游戏中，认为农民代表了第二帝国的野蛮（第172页）。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替罪羊机制的操演，对共和派来说，农民的残暴是帝国皇权结下的恶果，因此他们也迫不及待地要求立即处决这些农民。如同农民们在想象中处死了一位共和派，共和派也在想象中处决了帝国皇权的余孽。我想这正是科尔班想要告诉读者的，表象的能力如此强大，在决定历史的走向时，心态、情绪、感官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存在，而我们人类也比想象的要更加自由。

本文经中文译者授权刊发。撰文：王曙晟；编辑：李永博；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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