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七千人大会后的“万言书”与邓子恢|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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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1972年12月10日），又名绍箕，福建龙岩人，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1913年考入龙岩中学。1917年2月，东渡日本在东亚补习学校学习。1918年4月回国。

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领导闽西起义。1929年任闽西特委书记。1930年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1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同年，任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委员、新四军第四师政治委员、淮北区党委书记。1945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

1946年春，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兼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1949年3月，当选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同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

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南财经委员会主任。1953年1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

1961年，邓子恢坚持主张保留土地责任制、进行包产到户，对毛泽东的过激农业合作化政策有所抵制。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1965年1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计委财经工作。此外，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

1972年12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为邓子恢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原题：一份引起邓子恢重视的“万言书”

来源：百年潮2007年第8期

作者：陈大斌

1962年5月,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仁能向毛泽东上“万言书”,保荐“责任田”(即“包产到户”),已广为人知。而在同一时期,安徽省还有一批农村基层干部上书毛泽东、党中央,保荐“责任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宿县符离区委书记武念兹和全体区委委员的“上书”。邓子恢收到这份“万言书”,十分重视,立即派员前往宿县符离区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组的报告肯定了“责任田”的积极作用,这份“万言书”及有关调查材料,成为邓子恢1962年坚决支持“包产到户”的一个重要根据。邓子恢为此再次受到严厉批判。写信人武念兹等一批人也受到残酷打击。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走上了负责新华社农村报道组工作的岗位,对农村改革一直非常关注。20世纪末的几年间,我数次到安徽宿县,拜访了若干位尚健在的当事人,查看了有关历史档案资料,对这段史实作了深入了解。

“上书”的历史背景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五风”造成的那场灾难,是全国性的,而安徽宿县地区是一个重灾区。

这份“上书”的带头人、原符离区委书记武念兹已于2001年不幸病故。此前,我到宿县时本要与他详谈“上书”前后的情况,可他正重病住院,不便深谈。本想缓一段时间再说,不料等来的是他病逝的消息。所幸,了解、参与这份“上书”的尚有不少人健在。参加这一“上书”全过程、在信上第二个签名的原符离区委副书记宋玉凡,坚决支持武念兹等人“上书”的原宿县县委书记周尽农,受县委指派、帮助修改“万言书”的原县委秘书马道奎等,都接受了我的访问。

宿县在实行及后来“改正”“责任田”期间,有一些情况特别引人注目。在1962年3月安徽省委决定“改正”“责任田”之后,这里有为数不少的县、区、公社干部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不要“改正”“责任田”的,就有若干人。从我见到的材料来看,给毛泽东写信的就有:宿县县委书记处书记、任桥区委书记张德群、蒿沟区委书记梁长荣,任桥区委宣传部长赵建荣,清凉公社党委书记王维礼,丁桥公社党委书记吴统一,花庄公社党委书记刘大杰,宿县备联公社党委,宿县地委党校四支部八小组张原业6人(联名),宿县地委党校学习小组李建华18人(联名)等。

一个县里,为保荐“责任田”,有这么多人“上书”党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很不寻常的。原县委书记周尽农说,这与当时宿县农村形势有直接关系。“大跃进”中这里“五风”肆虐,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灾难,“饿、病、逃、荒、死”现象严重,农民苦不堪言,对集体生产丧失了信心,地荒了,人饿病死或外出逃荒。1961年3月安徽省委决定试行“责任田”,还没等地委、县委试点结束,宿县各地就要求实行。只一个多月,春耕时统计,全县70%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秋季获得丰收后,人们更加踊跃实行“责任田”,到年底全县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98.8%,宿县几乎成了清一色的“责任田”县。

周尽农说,实行“责任田”,一季庄稼下来,农民就吃饱了肚子,真正救了无数农民的性命。不仅当地人民吃饱了,而且在宿县城关排开场子,大锅熬粥,免费救济从山东、河南及苏北逃荒过来的农民。铁道部加开专车,让邻省的灾民来淮北就食,回程时从宿县地区带走大批薯干、粮食。毫不夸张地说“,责任田”救了几省无数农民的性命!农民从心底欢迎“责任田”,称之为“救命田”!因此后来上级要求“改正”便很难了。“改正”之缓慢,阻力重重,与“推开”时形成鲜明对比,宿县成了全省“推行最积极、最坚决、而‘改正’时转变最慢、最顽固坚持错误”的极坏“典型”。经过近一年的“改正”,到1962年底,全县真正由县委领导“改正”的只有试点的1个大队,下属11个生产队。

马道奎说,宿县广大农民如此地热爱、拥护“责任田”,县委领导敢于从实际出发,坚持缓改、不改,这些都是孕育符离区委等“上书”的“肥沃土壤”。

“上书”的直接动因

符离区委书记武念兹与副书记宋玉凡都是宿县西北乡一带农村出来的干部。不同的是,宋玉凡的文化低,而武念兹读过简师(相当初中),有点文化,工作中又爱读些理论文章、书籍,开会讲话,写公文报告,常带些“理论色彩”,当地社队干部便给他送了个绰号“武马列”。

宋玉凡佩服武念兹的为人,说老武不仅有理论,工作能力强,而且敢于“以实求实”,公事为先,心里想着老百姓!他和原符离镇秘书李胜田等对我讲起在经济困难时期武念兹的不少故事。

1959年秋天,当地庄稼又歉收,但县里说是下面“瞒产”低报产量,下令反“瞒产”,搞高征购。秋收完毕,许多大食堂就断了粮食,顿顿是野菜稀粥。刚种完冬麦,一些村里就开始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开始只是听说某村有人饿死,在路边也见过饿病倒地的。但不久饿死人的事在符离区内出现了。

宋玉凡说,入冬后的一天,武念兹从符北大队下湾村回到区里,一个人闷在屋里不说话。我见他眼通红,一脸泪,他拉住我的手就失声哭起来,喊着:“老宋啊,咱们的下湾、陈窝子都饿死了人!真是饿死的啊!出了这种事,我们这些当地方官的,都犯了罪,该去坐大牢啊!守土有责,护民有责,老百姓饿死了,党、国家要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连饭也没吃,连夜进城,向县里汇报情况,要救济粮!宋玉凡说,我们都在区里焦急地等着,可直等到第二天夜间老武才回来。这次进城他不但没有弄来粮食,还挨了县委领导一天加半夜的批判。武念兹说“:我报告农村里饿死了人,县里反说我谎报灾情,给‘大跃进’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不光不给我们救济,还向我们要粮食,说我们区秋季征购任务没完成!”

武念兹悲愤至极,他让秘书快把全区死人情况作出统计,马上写成材料上报。他让区委领导们放下手头一切工作,统统下村去,千方百计帮助群众找吃的,渡难关!

武念兹来到牛口大队,这里的大食堂已无粮下锅。村旁边有一个区属牧场,养有200只羊,还存一点饲料、山芋干子。武念兹找到场长,对他说:“牛口村里要饿死人了,你们要搭救他们。”牧场存粮不多,而且200只羊要过冬,饲料已经很紧张。场长非常为难,说:“我们场与牛口大队也不是一个单位,我们管不了他们!”

武念兹闻言大怒,说:“非常时期,人命关天!还管什么是不是一个单位!我现在代表区委宣布:牛1961年11月邓子恢在福建龙岩作报告,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15口大队现在就划归你们牧场!你要负责,全村人不能饿死一个人!羊也别‘过冬’了,从今天起每天宰一两只,大锅煮羊汤给社员们喝,救人命第一!省下的饲料分给社员回家开小灶,掺上野菜熬点汤也能救人一命!”

场长也是农家出身,知道眼下情况严重,闻言后就“放倒”一只大羊。当晚,牛口的老弱病人先喝上了第一碗救命的羊汤……

宋玉凡等人的回顾,让我更进一步认识了武念兹,更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冒着风险“上书”!

宋玉凡还说了一些自己在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他说,当时我兼任王楼公社党委书记,眼看着这里一方百姓要大难临头,1958年秋后我就来个“憨大胆”,私下里让社员各家各户自己刨荒地种粮食,自种自收全归自己吃。这年麦季,又是歉收,大食堂快断粮了,还在胡闹。我就再来个“憨大胆”,把没有种上的集体耕地划给每家一亩,只要给队里交100斤山芋干子,余下的全归自己。偷偷地这么干了一年两季,社员们连天加夜地刨荒地、种庄稼,家家都存上点粮食,大队里也收上来一些山芋干子。1959年冬天灾荒一起,别的地方都死了不少人,王楼大队饿死的人就比较少。符离公社(后改为区)饿死不少人,武念兹急了,下命令让我拿出点粮食给公社救急,我们拉了不少山芋干子送去。

宋玉凡这一自作主张的“土政策”,救了不少百姓性命,也使他更进一步看到了公社化中的严重问题。

马道奎说,七千人大会后期,安徽省各级干部在会上揭开“大跃进”以来安徽问题的盖子,中央撤换了省委主要领导。以李葆华为首的新省委上任以后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改正”“责任田”。1962年3月上旬,新省委向全省下达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要求“坚决把它改正过来”。3月中旬,在周尽农的主持下,宿县县委召开了常委会议。对于省委要求“改正”“责任田”的要求,绝大多数常委思想不通,有抵触情绪。

周尽农也想不通。我查看了宿县县委这次常委会的记录稿。周尽农的发言,明显表露出他留恋“责任田”的心理。

他说：“我主张先立后破……”

什么是“先立后破”?几十年后,周尽农对我解释道“:破”指的是“改正”“责任田”;“立”就是要先找到一个能把集体生产搞好的办法,先“立”起来,之后再改“责任田”。不然,不搞“责任田”又回到老路上去“大呼隆”,农民还得挨饿,弄不好还得饿死人!

在这次常委会上,周尽农还坦率地说:“我心里有矛盾,一条影响生产不行,一条农民吃不饱不行。无论如何要让农民吃饱。”他还说:“我们当干部的犯了错误,检讨好做,可农民要吃饭,弄粮食难啊!我看还是要下力气抓生产,弄粮食,有了粮食我们检讨起来也好做。”

县委常委会议后随即召开了县委全会和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改正”“责任田”的决议。会上议论纷纷,情绪激烈,大多数同志主张“慢慢改”,相当多的同志主张不改。周尽农说“,责任田”再搞几年,我看也翻不了天,也出不了修正主义。之后,周尽农又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和区委书记碰头会。在这次会上,武念兹激动得卷起袖子,慷慨激昂地说“:我认为‘,责任田’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苏联、东欧等国家的集体农业问题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被我们在实践中解决了。曾希圣这个人在安徽的工作中错误确实严重,但是他敢于推行‘责任田’,是从实际出发的,可以说是一项创造,是他为安徽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他请求县委网开一面,让符离区做个试点,暂不“改正”,继续试验。他说,试出问题我承担全部责任,这个意见我敢向党中央提。武念兹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激动起来,说:“老武,我们支持你上北京去上访,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建言。大伙给你凑路费盘缠。”

武念兹深受鼓舞,这便成了符离区委“上书”毛泽东的直接动因。

“万言书”的形成经过

县委扩大会议以后,武念兹回到区里,立即动手,组织区委办公室的张文斌、周培建、关德明等搜集材料,由张文斌执笔,给毛泽东写信,保荐“责任田”。他们从基层搜集到大量的材料说明“责任田”的好处,要求继续实行这一办法。4月下旬初16台前幕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辑出版的内部资料《包产到户资料选》(一)收录的符离区委的信稿完成。5月下旬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在开会的前一天晚饭后,武念兹来到周尽农的办公室。武念兹说“:周书记,我们区委给毛主席的信写好了,能不能请马秘书给我们整理修改一下?”周尽农当即指示马道奎“:你帮他们好好改改。”马道奎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马道奎接受采访时说,符离区委信的初稿,观点明确,实际材料比较多,但结构比较乱,行文不够通顺,更缺乏理论概括。于是我又一次阅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等著作,查阅列宁的有关合作制的文章及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有关论述;然后在不损害符离区委原来意图的前提下,进行了整理修改。我修改的目标是尽可能做到反映的问题明确,观点鲜明,文字通顺简短,让中央领导能看下去,并引起思想认识上的共鸣,以收到预期效果。

马道奎说,对这封信,周尽农是旗帜鲜明、全力支持的。但从我来讲,为了避免以后此事可能给领导添麻烦,5月20日左右,我把符离区委的信整理修改加工定稿后,故意没有送给县委负责同志审阅,就交给县委办公室的尹政誊抄。几天后,县委办公室主任朱庆来把信交还符离区委武念兹。符离区委全体委员逐一亲自签名后,于6月初寄给毛泽东,同时还给华东局及安徽省委都寄了一份。

符离区委的这份“万言书”列举了大量事实,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办法,雄辩地阐明“责任田”不是方向错误,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万言书”列出“责任田”在当地实行以来所显示的“八大优点”,认为“责任田”办法在现阶段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而且简便易行,容易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它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管理水平相适应,可以发挥每个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使每个社员的生活都有保障。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而推行“责任田”办法,则比较彻底克服了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可以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利于生产发展。对“责任田”不能“一下子扼杀掉”,而应继续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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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道奎说,信发出后没有回音。武念兹等不甘心,就在第一封信的基础上作了些修改,再次上书党中央。因此,目前社会上流传的符离区委的“万言书”有两个版本。由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辑出版的内部资料《包产到户资料选》（一）和由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宿县县志》所收录的符离区委的信,是1962年7月2日符离区委修改过的第二封信。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的基本思想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是:第一封是写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二封信在文字上改动了第一封信中比较尖锐的语句,尤其是删去了第一封信中理论锋芒比较尖锐的段落,包括关于实践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的观点、关于要求中央负责同志深入“虎穴”探“虎子”的观点、关于正确的退却是为了更好的进攻的观点、关于相信农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等等;第一封信列出“责任田”有八大优越性,第二封信增加到十大优越性。

当地的同志普遍认为,第二封信削减了第一封信的理论锋芒,其鲜明性和战斗性均不及第一封信。马道奎说,从历史真实来说,符离区委给毛17泽东的“上书”,只能是1962年5月的那一份。现在尽管对这一历史事件宣传不多,可也出现了不少错讹。有些文章,尤其是某些报告文学作品,没有搞清历史事实,把两封信混为一谈,作了许多毫无根据的推测、议论。因此,我认为这些情况都应当说清楚,以免继续以讹传讹。

马道奎说,符离区委的第一封信发出后,宿县县委常委们都想知道其内容。1962年6月,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大家纷纷要求看看这封信,周尽农指示办公室根据我留下的底稿打印20份,发给县委常委每人一份。

“万言书”发出之后

符离区委的第一封信引起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重视。他于7月初(有的资料说是6月下旬)派以张其瑞为首的一行四人调查组来到宿县,进行专题调查(与此同时,王观澜率调查组到皖南芜湖地区农村作调查)。张其瑞等到宿县后,先后找到县委、区委、公社党委和社员群众进行调查了解,着重调查了符离区王楼公社(原符离公社王楼大队)和城郊区刘合公社(原三八公社刘合子大队),写了两篇调查报告。王楼公社的调查报告说“:‘责任田’增产粮食显著。社员们说,‘实行一年责任田,粮食就够吃二年’。”“‘责任田’解决了经营管理中许多矛盾。“”社员不用派工催工,都是早出晚归,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活质量大大提高,肥料增加一倍,牲畜喂得又肥又壮。”干部社员都满意。“符离区委和王楼公社党委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既不是单干,也不会两极分化,仍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是农业生产的最好办法。”刘合公社的调查报告说:“区委和公社党委再三要求,不要给他们戴方向错误的帽子,允许他们试验三年,粮食过关了再改。”调查结束后,调查组于7月14日和县委作了沟通,讲了调查的结论:“我们个人意见‘:责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邓子恢很重视这个调查。7月18日,邓子恢将符离区委来信及两个调查材料转给毛泽东。这两个调查报告成了北戴河会议的参考材料。

张其瑞等人的调查意见,鼓舞了宿县县委负责人,也给符离区委带来了一线希望。7月16日,周尽农指示将张其瑞等人的汇报记录打印发给县委常委阅读。

后来,这些事都成了宿县县委和周尽农“坚持包产到户”的罪状。

尽管农民从心底发出“责任田”是“救命田”的呼喊,尽管不少有识之士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反映了“不要改正”的强烈愿望,但是,“责任田”的“改正”在当时是“大势所趋”。

1962年7月至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接着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这几次会议大批“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批为自成立以来没干过一件好事而被撤销,邓子恢被撤职。安徽的“责任田”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的突出代表,受到严厉批判。

10月12日,安徽省委召开了一届十三次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坚决地纠正“责任田”。武念兹及宿县县委、符离区委被点名批判。

“文化大革命”中,符离区委及所有与“万言书”有关的人员再一次遭遇厄运。周尽农和武念兹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受到残酷批斗。省、县革委会成立以后,工作组到符离区万桥大队成立以批判“责任田”及“万言书”为中心内容的大批判专业队,把宿县地委书记孟亦奇(也是“责任田”的积极推行者)、周尽农、武念兹三人当做“活靶子”,拉到全县、全地区、全省各地去“游斗”,前后共达280多场。符离区及宿县一大批人因受此牵连而遭到无情批判和残酷斗争。

即便如此,“责任田”在淮北大地上仍没有完全绝迹。一些僻远地方,农民仍顶住压力“偷着干”。周尽农说得好“:责任田”最终被“改正”了,可它扎在人们心上的根是难以拔除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宿县及整个淮北地区,不用动员,“哗啦”一下子就推开了,看似强大、不可动摇的人民公社体制顷刻间土崩瓦解。是什么力量的作用?说到底是人心。扎在农民心上的“责任田”的根未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一吹,它就蓬勃萌发生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