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莫言亲手把《红高粱》改编成了歌剧。然后，原著粉炸了。原因只有一个：余占鳌变了。小说里那个啸聚山林、野性张扬、亦正亦邪的土匪头子，在歌剧里，变成了一个八路军战士。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莫言亲手把自己的角色给“洗白”了？那个在小说里敢爱敢恨、带着原始生命力的余占鳌，那个“我爷爷”，怎么就成了八路军战士？这到底是改编的需要，还是某种不可言说的压力？
原著粉的愤怒可以理解。余占鳌这个角色，是莫言小说里最具冲击力的人物之一。他的魅力，恰恰在于他的“非典型”和“不完美”。他是个土匪，但不完全坏；他杀人放火，但也重情重义。他代表的是那片土地上最原始的、不被规训的生命力。你把他变成八路军战士，等于把这个角色身上最迷人的野性给抽掉了。抽掉野性的余占鳌，还是余占鳌吗？不少莫粉说：这是“自我阉割”。因为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别的改编者，你可以说他不理解原著。但这是莫言自己改的。自己人动手，更让人心寒。
但如果我们冷静一点，从歌剧这个艺术形式去看，让余占鳌变成八路军，也许有它内在的逻辑。歌剧是高度类型化的艺术，它需要更清晰的正邪对立，需要更宏大的家国叙事，需要让观众在两个小时里看到一个“正确”的英雄。土匪头子当主角，在小说里可以，因为文学可以包容复杂的灰色；在歌剧的舞台上，尤其是主流歌剧院的舞台上，这个灰色就很难处理。所以，莫言选择了一种最安全、也最容易被舞台接受的处理方式。你可以说这是妥协，但也可以说这是他在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做的技术性调整。
真正的争议在于：这种调整，是不是必须的？是不是只有变成八路军，余占鳌才能上舞台？文学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时，那种最核心的野性和复杂性，是不是总要被牺牲掉？如果是，那这是一种“时代必然”的遗憾，还是一种“自我设限”的悲哀？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至少，它值得每一个爱《红高粱》的人认真想一想。因为当余占鳌们一个接一个被拉回“正轨”，我们失去的，可能不只是几个角色，是一种敢于直视人性浑浊处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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