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知识：“提振内需”的根源在于分配问题

我们的媒体实在是没活整了，又不肯咬打火机，思来想去整出一个“173万亿（居民存款）为什么花不出去”的热搜来，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

冷知识：拉动内需的正确方式是涨工资、多放假，让人民有钱去消费、有时间去消费、有心情去消费、有保障去消费；而不是按着头让你去花钱，惦记着老百姓防意外、防病、养老那仨瓜俩枣的积蓄。

为何我说这是“冷知识”，因为我发现确确实实很多人真不知道，或者“装糊涂”假装不知道。每次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人像鹦鹉学舌一样复读着内需不足、消费不振云云，而不去从正常的因果链去思考为何会产生这种问题。类似这种评论我看得太多了，实在是不胜其烦 ，所以我一定要讲一讲这个“冷知识”。

看这个“首评”两个字就是证明连文章都不看，我15：00发文，他15:01评论，迫不及待地像全世界展示着自己的无知与浅薄，证明赵本山那句“不说能憋疯”的病症确实广泛存在于社交网络之中。

另一个冷知识：“钱袋子”里应该要有钱。

所以本文就从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来讲一讲提振内需的根源：第一是收入（劳动价值）的问题，第二是闲暇（劳动时间）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根源中的根源，则是分配问题。

在2025年初中美大对账的时候我就分析过这个问题：“中美网友大对账”是对帝国主义祛魅、对买办祛魅、对洋奴汉奸的谎言祛魅、对西方媒体滤镜的祛魅……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同理，我们还要对既得利益者祛魅，对权贵、资本家、官僚、学阀、流量明星、权威媒体、法学网红……等一系列上位者祛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在对账中，开始大家还在关注与中国的社会治理和人文关怀是如何全面超越帝国主义美国的，比如治安、禁毒、扶贫、普惠的教育医疗等等。但后来很多人比较的落脚点在于：我们的外卖便宜——美国点一个外卖运费要十几美刀，我们三五块钱就送到了；我们的网约车便宜——Uber一公里要多少钱，我们打车现在有多便宜；我们安装一个空调多便宜，买一个就送安装服务，不用安装费……

这确实比美国“便宜”，但不应该这么比。这反映了我们劳动力定价过低的问题。咱们得这么想，我们不是世袭权贵和食利阶级，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劳动者（哪怕是这次“对账”中占绝大多数的学生群体，未来也会成为市场中的打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维修师傅的劳动力定价过低，体现的是整个劳动力市场定价过低，也就是说你的工资也是相应低的。

经济其实都是一个“回旋镖”，一切都是陈陈相因的：劳动者收入高、假期多，才能多消费，才能促进经济正向繁荣。劳动者辛辛苦苦送一单外卖挣2块钱，你说他还舍得消费吗？网约车司机一天要开十二个小时才将将挣到钱，你说他还有时间休闲吗？这个没有钱消费、没有时间消费的回旋镖，终将扎在整个经济上，最后就是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再严重就是通货紧缩，甚至是经济危机。

冷知识：廉价劳动力的反面，就是廉价的内需。

我们得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生产、经济生活的一份子，我们也在为整个社会产出者商品或服务。外卖员快递员有钱了，也会积极消费，我们产出的商品或服务，也会卖得更好，我们自己也会收益；我们有钱了，也会负担得起更高价格的外卖费和车费，促进经济正向循环。

反过来就很糟糕了，就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已经被剥削到自己都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东西了。那么产品会卖给谁呢？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因为穷人消费不起、富人消费不完，所以产生了生产剩余；既然有了生产剩余，从微观视角来看就是工厂的产品没有变成钱，那就发不起工资，那就要减薪就要裁员。那这样一来社会总消费就更少了，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的尽头就是经济危机。

简而言之，我们现在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力定价”过低了，导致经济体内部正循环遇到了一些阻力。来看两组权威数据，一组国内的一组国外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下称“周平均工时”）呈现持续上涨的态势。经济观察报就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以下为采访原文：

曾湘泉：当前中国周平均工时整体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相比于欧美国家，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周平均工时普遍更高，这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问题。2022年，韩国、越南周平均工时分别为37.9和41.5小时，同期中国为48小时。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发布的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50.2%的城镇就业人口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国际劳工组织把每周工作48小时以上定义为工时过度…… 许多低收入劳动者虽然每周工作高达50—60小时，但收入仍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这说明此类岗位普遍缺乏足够的劳动保护和福利支持，劳动者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弥补工资的不足。

再把中国劳动者每周劳动时间与收入比，与国际作对比，可以发现我们在一个“遥遥领先”的纵轴上。

当然，劳动时间全世界第一并不丢人。我一直在说，中国的劳动者是最好的劳动者，中华民族的最大伟力就在于有着全世界最勤劳肯干的人民。

真正丢人的是工资低。

以及，超长工时的常态化能被安上“灵活就业”四个字就免掉一切兜底义务，滥用劳务派遣，没有加班费、践踏劳动法……更以及，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里的份额常年偏低，增长的红利却总要先经过资本回报率和土地溢价再考虑往下渗……

这种将“廉价劳动力”等同于“对账的优势”的思维，进而获取优越感，本质上是一种被资本异化了的消费者视角。它把人简单地划分为“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享受者”两个对立的群体，却忘记了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绝大多数人首先都是劳动者，首先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那么我们的立场应该站在哪里，应该为谁说话？

或者说，这种思维把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客体化了、非人化了，把他们当成了机器、当成了NPC。但正如我所说，经济就是一个巨大的回旋镖，这种风气如果任由发展没有批判，那你今天不把外卖员当人看，明天你的老板和甲方就不把你当人看。回旋镖终究会扎到每一个劳动者身上。

所以说，那些在“大对账”中以便宜的外卖、快递、网约车而获取优越感的群体，犯下的错误是以为经济是一个零和游戏，别人少挣一块钱，自己就多占了一块钱的便宜。但实际上，经济是一个正和游戏，只有当所有人都有钱消费的时候，整个蛋糕才能做大。

关于劳动时间的问题，我必须再强调一个“冷知识”：闲暇很重要、闲暇很重要、闲暇很重要！

国家就开始有意识、有步骤、有规划地扶助地方旅游产业。 先是淄博，然后是哈尔滨冰雪节，再然后是甘肃天水麻辣烫，再再后来的是借游戏东风起飞的山西文旅……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尤其是在工业产能过剩、无法在提供更多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就业岗位的前提之下，第一要靠持续的产业升级，第二就是必须诉诸于第三产业是必然选择。

而旅游业无论从带动地方经济、增强国民认同感和凝聚力、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最完美的选择，我是非常支持国家这一大战略的。

但是呢，这其中有个微小的bug，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绝大多数年轻人，没有假期、没有钱去旅游。本身我们假期就少，还要调休，放了假哪哪都人多，还不如在家躺着呢。即便去旅游，也只是“特种兵”式的蜻蜓点水，不一定会为地方带来多少的消费增长。

试想，如果每人都有充足的年假，或者叫带薪休假，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避开旅游高峰，慢慢享受旅途；对于旅游地方来说，可以把接待能力摊平到全年，不至于黄金周爆满溢出了，平时冷冷清清赚不到钱。

比如上上个十一被《黑神话》带火的山西小西天，这固然是好事情，但是当地根本就没有这么多承载能力，以至于被人喊“差评”，当地领导还出来道歉。大家评评理，是不是把所谓的“黄金周”收益平摊到一年细水长流更好？

黄金周看似带动旅游、带动消费，其实这个消费是“溢出”的，意思是有很多钱地方是挣不到的，因为没有这个接待能力，也滋生出过度涨价、宰客的乱象。让商家选，你猜商家是愿意选细水长流，还是一年就挣这几天的钱？让游客选，你猜游客是愿意自主决定出游时间，还是就那几天调休来的假期挤破头？

更何况，黄金周这种人山人海的现状，直接劝退了很多潜在的愿意出游的游客，让追求旅游质量的潜在消费者选择在家躺七天，这笔无形的损失也要考虑在内。

我真的想破头也想不明白，多放点假，保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八小时工作制——一利劳动人民，二利旅游产业和商家，三利国家和宏观经济，这种三赢的事情为什么就迟迟不能实现呢？

1999年，国家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三天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形成7天长假，从当年国庆起开始执行，至今我们都在沿袭这个“调休+黄金周”的放假制度。

我们看1999年人均GDP，是0.72万元，按照当时与美元的汇率是不到一千美元；2022年我们的人均GDP是8.57万元，按照汇率算刚好一万美元出头。也就是说，我们在人均一千美刀的时候春节放三天假，等到了人均一万美刀，春节还是三天假——很明显，假期少了。

大家总抱怨调休，但其实也要看到一个根源：调休只是表面现象，根源在于我们的假期太少了，少到远远脱离时代的需要了。

我们的年假（带薪休假）是真的少。以我为例，我工作八年在四五家公司干过，所有政策都是第二年起有5天，干满五年到十年不等，才为10天。有好一点的公司给你一年涨一天，有垃圾一点的公司就是一直五天，到第十一年才变为十天。最关键的是不能跳槽，一跳槽就不累加，得从头算起。

每次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很多人跟我抬杠，说什么《劳动法》规定工龄休假不受跳槽限制，在新公司是可以累加的。废话，我不知道是可以累加的吗？我还知道《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加班要有加班费呢。我说的绝对是大多数打工人最普遍的条件。

比较一下国外的，问了一下我在国外的朋友，韩国的朋友15天年假——

英国的朋友25天年假——

澳洲的朋友四周年假。都是刚工作一两年左右的，就怕货比货啊。

刚从意大利回来，在米兰见了一位工作9年的朋友，他的带薪假期是15天暑假+30天年假。如果干满10年后，暑假将会增加到25天，年假也等比例增加。

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在日本找到工作，假期是20天年假+10天暑假+10天黄金周（还有其他元旦等法定节假日），他们这个10天黄金周是不用调休的。可见即便在东亚，跟日韩比我们也比不了。

非要说我拿发达国家说事，我们也可以比一比发展中国家，越南法定年假是12天：

再看看墨西哥，《财经》杂志2024年刚好出了一篇关于中资企业在墨西哥建厂的报道，因为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这几年间许多中国企业选择在墨西哥投资，来享受北美自贸区的相关政策，但是这些企业就被墨西哥打工人好好上了一课：

人力成本低是中国企业对墨西哥最深的误解。在中国企业最集中的新莱昂州，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约为4000元人民币，最贵的下加利福尼亚州，约为4400元人民币。但他们每周固定工作时间48小时，最多不能超过57个小时。这只是基本工资，还有社保、2倍乃至3倍的加班费和其他福利成本。

在墨西哥，法定最低工资每年要上浮20%，以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意味着企业每年的用工成本涨幅也接近20%，如果营收没有相应增长，利润缺口会越来越大。墨西哥法律还规定，企业盈利后每年要拿出10%的利润给所有员工分红。2024年5月，一位华富山家电厂的负责人本着激励员工的目的给每人分了相当于一两个月工资的红利，但隔日的员工出勤率却大跌。 “中国企业是用着全世界最好的劳动力成长起来的，管理的短板被掩盖了。”一位中资企业人士说，哪怕市值几百上千亿元，许多企业的国际化能力还是“草台班子”。

不得不说，对资本家来说“全世界最好的劳动力”，那么反过来对无产阶级来说，那不就是最惨的吗？

我再举一个国内的例子，胖东来员工年假是三十天起的——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分享会上表示：“现在胖东来上班时间是7个小时，每周要按8个小时工作制来算，其实我们的上班时间是实现双休了，双休是104天，我们有年休假30天到40天，再加上春节5天闭店休息，我们的休假基本上就在140天了。”

我说欧美假期多，有人说东亚内卷文化圈；

我用日韩举例子，有人说人家是发达国家；

我说越南、墨西哥假期也不少，有人说中国特殊国情；

那我就举出胖东来的例子，不知在座的各位精神资本家们有何高论？

简而言之，我们现在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力定价”过低了，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通俗点讲，用课本上的知识，就是广大劳动者“劳动力价值”（贡献）是远远高于“劳动力价格”（工资）的。

这个问题其中包含剥削问题，分配不公问题，政策不支持问题，历史遗留问题，经济惯性问题，社会共识问题……而“中美对账”中，网友普遍把两块钱外卖配送费当成“优势”，这就属于社会共识的范畴了。

比较好的经济模式是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在这个前提之下温和通胀是可以接受的；比较糟糕的经济模式是低收入、低消费、低福利，这样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引发经济恶性循环：剩余价值剥削——贫富差距——消费不足——生产过剩——需要劳动力减少——资本家趁机压价——消费更加不足——无解，经济危机爆发。

归根结底，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需要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补偿（工资），还需要必要的时间补偿（休息、娱乐、发展）。当劳动报酬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即“贡献 > 价格”），且劳动时间长期超出合理上限（如中国年均工时远超国际劳工组织48小时阈值），劳动力便处于“透支性再生产”状态。这种状态下，劳动者既无力购买商品，也无暇消耗服务——内需自然成了无源之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根源——为什么说劳动力价值和劳动时间的问题根源是“分配问题”？

第一，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长期偏低，资本回报率与土地溢价挤占了本应属于劳动者的份额。这种“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使得经济增长的红利大量沉淀在资产端（房地产、金融资产），而非流向消费端。

第二，劳动时间的非必要延长、休息权的制度性虚化，本质上是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攫取，是分配失衡在时间维度的隐性延伸。因此，收入与闲暇的双重不足，只是分配失衡投射在消费领域的两个具象结果。

其后果是：少数人拥有远超过消费能力的财富（边际消费倾向极低），而多数人拥有远低于生存需要的收入（想消费而无能为力）。这个问题不仅仅马克思看到了，甚至连西方经济学都是研究重点之一，比如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有效需求不足”模型——不是没有人需要商品，而是需要的人没有钱。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这在工业化初期有其历史合理性——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与产能扩张。但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后，这套逻辑已经走到尽头。

正如上文所述，一个劳动者如果每天工作12小时、月薪3000元，他既没有时间逛商场，也没有钱下馆子。他的全部消费，不过是生存必需品的最低配版本。这样的劳动者数量再多，也撑不起一个以内需为主导的大型经济体。

再次强调这个冷知识：廉价劳动力的反面，就是廉价的内需。

因此，提振内需的深层命题，是完成从“低成本竞争”向“高收入均衡”的发展范式转换。我可以提几点解决方案——

比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劳动者分享增长红利，而非仅仅充当“成本项”；

比如，缩短法定劳动时间并严格执行劳动法，释放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使其成为服务业消费的主力军；

比如，强化工会组织与劳动者集体谈判机制，改变单个劳动者面对资本时的弱势地位，使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速同步。

最后，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根本性的追问：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答案是“GDP增长”“国际竞争力”“对账能赢”，那么压低劳动力成本似乎仍是“理性选择”。但如果答案是“人的全面发展”“美好生活的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分配问题就不再是“代价”，而是目的本身。

内需不是被“提”起来的，而是被“还”给劳动者的。 当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得到应有的承认，当他们的闲暇时间不再被资本吞噬，当分配的天平回归公正——内需自然会像泉水一样涌出。而这，正是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