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脱耦与可证明性——研发体系规范化的理论框架与底层逻辑

摘要
以数治税背景下，企业研发管理约束已从“是否发生研发”转向“能否证明研发”。本文循制度理论的脱耦—再耦合逻辑，提出“可证明性”（provability）分析概念——企业生产足以通过监管核验的证据链的组织能力——并构建“合规性—管理有效性—创新真实性”三重目标框架。研究推导出三个理论推论：三重目标非同向递增；耦合仅在证据要件被持续核验时发生；脱耦向再耦合的转化需第三方诊断作为触发条件。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将政策优惠的约束转向理论化，并以“认知障碍”论证第三方诊断的必要性。
关键词：制度脱耦；可证明性；研发体系；以数治税；审计社会
以数治税征管改革下，高新技术企业监管约束的重心正从研发的实体发生转向证据生产。2025年超4300家企业被撤销高企资格，其共性并非“没有研发”，而是无法证明研发（人民日报）。制度理论为理解这一约束转向提供了恰切的分析视角：组织在获取制度合法性时可能将形式合规与实质活动相脱耦，而监管强化正使脱耦的安全边际持续收窄。本文据此提出“可证明性”概念，循脱耦—再耦合逻辑构建分析框架，为研发体系规范化的制度逻辑提供理论底座。
一、制度脱耦的理论谱系
制度理论对组织为何“言行不一”的解释，构成分析研发优惠约束转向的起点。Meyer 和 Rowan（1977）在《制度化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中指出，正式组织结构是理性化制度规则的反映，组织采纳制度化的规则以获取合法性（legitimacy）、资源与生存前景；当制度化环境的要求与组织技术活动效率相冲突时，组织倾向于“将结构与活动相脱耦（decouple），并以信任与善意逻辑（a logic of confidence and good faith）替代协调、检查与评估”（Meyer & Rowan, 1977, p. 357；DOI:10.1086/226550，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 340–363）。这一“脱耦”命题揭示：合法性获取可以独立于实际活动——组织的正式文件、部门设置与真实工作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缝隙。
DiMaggio 和 Powell（1983）进一步提出组织场域内的制度同构（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三机制：源于政治权威与资源依赖的强制性同构（coercive）、源于不确定性的模仿性同构（mimetic）、源于专业化的规范性同构（normative）（《铁笼重访》全文信息，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 147–160, DOI:10.2307/2095101）。同构过程解释了为何面对同一制度环境的企业会趋于形式相似——高企认定、加计扣除等政策构成典型的强制性同构压力场域。
脱耦研究在当代发生了类型学转向。Bromley 和 Powell（2012）区分了两种脱耦：政策—实践脱耦（policy–practice decoupling），即正式政策与实际执行之间的缝隙；手段—目的脱耦（means–ends decoupling），即采纳的政策与组织实际目标实现之间的脱节。其关键论点是：随着问责与透明要求的强化，“政策—实践脱耦变得成本更高、风险更大”，脱耦企业更易被市场与监管惩罚（Bromley & Powell, 2012, p. 483; 原始文献著录，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6(1), 483–530, DOI:10.1080/19416520.2012.684462）。Boxenbaum 和 Jonsson（2017）在《SAGE组织制度主义手册》中系统梳理了同构、扩散与脱耦概念的演进，指出脱耦“带有被发现的风险——一旦被发现，它不再赋予合法性，而可能带来耻辱”（Boxenbaum & Jonsson, 2017）。这一脉络为本文提供了关键理论前提：监管强化使脱耦的“安全边际”收窄，企业难以再以“形式合规”长期掩盖“实质失据”。

二、从脱耦到再耦合：理论转向与中国情境
脱耦的不可持续性催生了再耦合（re-coupling / recoupling）研究。Hallett（2010）以城市小学为案例提出“神话化身”（The Myth Incarnate）概念，刻画了制度要求被重新嵌入组织日常实践的过程，指出在强问责环境下，结构与实践由脱耦走向再耦合（Hallett, 2010; SAGE DOI 页面，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1), 52–74）。罗圆（2021）基于中国审计体系改革提出“介入式重耦合”概念，指出现代市场环境中企业很少有机会被国家直接介入干预，中国情境下的再耦合往往依赖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与行政干预（罗圆, 2021《审计体系的介入式重耦合》，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5期，第108–111页）。中山大学团队在数字政府研究中提出“选择性耦合”（selective coupling），即行动者并非将制度逻辑完全分离，而是有选择地将不同逻辑的元素耦合在一起，以较低成本向外部利益相关者展示合法性（陈天祥、苏楚琦、曾欣，2025《选择性耦合：基层行动者调和数字平台与科层组织关系的行动策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第137–151页）。
上述文献提示再耦合的两种触发路径：外部强制介入（罗圆的“介入式”）与组织内部能力（Hallett 的“神话化身”）。但二者均未充分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当再耦合需要企业将外部合规规则内化为内部管理流程时，企业能否自发完成这一转化？本文将通过下文的理论推论给出否定的论证。
三、“可证明性作为分析概念的理论化
本文的理论贡献之一，是将“可证明性”（provability）提升为连接制度理论与组织证据生产的分析概念。其思想资源来自审计社会理论。Power（1997）在《审计社会：验证的仪式》（The Audit Society: Rituals of Verifi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中指出，现代社会的问责需求催生了“审计爆炸”，组织绩效被日益“正式化并被使之可审计（made auditable）”；他特别强调“可审计性无法被定义，它是被协商出来的”（auditability cannot be defined; it is negotiated）（Power, 1997, p. 81；Google Books 著录页）。本文提出的“研发可证明性”延续这一思路，但聚焦于政策优惠场景：研发活动是否真实发生，在监管意义上取决于企业能否生产出可被第三方核验的证据——立项文件、工时记录、辅助账、备查资料等。可证明性因而区别于研发的实体发生（是否做了），也区别于单纯的账面记录（账上有无），它指企业生产“足以通过监管核验的证据链”的组织能力。
在此需要显式界定“可证明性”（provability）与 Power“可审计性”（auditability）的关系，以避免术语混淆。可审计性侧重审计方（监管者）视角，指绩效被“使之可审计”的制度化过程——它回答“监管者如何认定什么可以被核验”；可证明性则侧重被审方（企业）视角，指企业生产足以通过核验的证据链的组织能力——它回答“企业如何证明研发真实发生”。二者是同一核验关系的两面：可审计性是核验标准的社会构造，可证明性是被审方对该标准的响应能力。此外，“provability”在数理逻辑中另有专门义项（证明论意义上的可推导性，如 Gödel 不完全性定理语境下的“不可证”），本文仅在组织证据生产意义上使用该词，与数理逻辑用法无涉。相应地，本文术语体系作如下统一界定：“证据要件”指政策文本规定的、企业须向监管者提交或留存的证明研发发生的材料类型（立项文件、工时记录、辅助账、备查资料等）；“证据链”指由这些要件构成的、可被连续核验的逻辑链条；“可证明性”指企业生产该证据链的组织能力。
这一概念连接了两个理论层面：在制度层面，可证明性是社会问责结构（audit society）在科技政策领域的投影，是合法性机制的具体化——企业要获得并维持高企资格与税收优惠，必须生产符合制度化预期的证据；在组织层面，可证明性要求企业具备证据生产的管理能力——立项管理、工时归集、费用核算、档案留存的制度化水平。由此，研发优惠的约束重心从“是否发生研发”转向“能否证明研发”，实质上是从实体能力要求转向“证据生产能力”要求。需要说明的是，Power 的《审计社会》目前未检索到正式中文译本，本文依据英文原著及其学术评论（Humphrey & Owen, 2000）转引其核心概念。Humphrey 和 Owen（2000）是《国际审计杂志》为《审计社会》组织的专题评论之一（Humphrey, C., & Owen, D. (2000). Debating the 'Power' of audi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4(1), 29–50；Wiley 出版方 DOI 页面）。
四、三重目标张力与耦合条件的理论推论
在上述框架下，本文提出“合规性—管理有效性—创新真实性”三重目标的分析框架，并推导出三个理论推论。
推论一：三重目标并非同向递增。合规性（compliance）指向满足监管的可核验证据，管理有效性（managerial effectiveness）指向支撑经营决策的成本信息，创新真实性（authenticity）指向实质的研发活动。依据脱耦理论，企业短期内可以通过“文档补齐”（补立项、补辅助账、补凭证）快速提升合规性——此即“政策—实践脱耦”的仪式性合规；但此时管理有效性与创新真实性并不必然提升，甚至可能因资源被合规作业占用而下降（Meyer & Rowan, 1977; Bromley & Powell, 2012）。实务中“做一套账”应付检查、部分企业研发人员占比“精准”卡在10%门槛等现象，正是合规性单独提升而实质未变的经验对应。
推论二：三者的耦合仅在证据要件被持续核验的条件下发生。Bromley 和 Powell（2012）的“手段—目的脱耦”论点表明，仅当组织同时面临实质目标检验时，政策采纳才可能转化为实际绩效。本文据此主张：若监管只核查形式要件（有无辅助账），企业可维持合规性与实质的分离；只有当证据要件被持续核验（数据交叉验证、实地穿透、跨年度追溯）时，企业才被迫使合规作业真正服务于研发管理，从而达成合规性、管理有效性与创新真实性的耦合。这一推论将“耦合仅在证据要件被持续核验时发生”的判断建立在脱耦类型学的学理基础上。
推论三：脱耦向再耦合的转化不能依赖企业自发学习。依据“可证明性”概念，企业要完成再耦合，前提是能够识别自身证据体系的缺口——而识别缺口本身恰恰需要“可证明性”的认知框架，即知道监管者会如何核验、何种证据能通过核验。这一认知框架并非企业自然拥有：多数中小企业的研发管理停留在“Excel台账+年底突击”水平，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构成再耦合的认知障碍。这一判断与组织学习文献相互印证：Cohen 和 Levinthal（1990）指出，组织识别、吸收并运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高度依赖既有相关知识存量，缺乏研发证据管理基础的企业恰恰缺少识别“何种证据能通过核验”所需的吸收能力（Cohen, W. M., & Levinthal, D. A. (1990).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5(1), 128–152, DOI:10.2307/2393553）；组织无知研究进一步表明，“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难以由组织自发消除，往往需要外部视角介入才能被显性化（Roberts, J. (2013). Organizational ignorance: Towards a managerial perspective on the unknown. Management Learning, 44(3), 215–236, DOI:10.1177/1350507612443208）。因此，本文推论：企业缺乏识别自身证据缺口的能力，再耦合需要一个外部触发器——第三方专业诊断——来揭示证据缺口并指明转化路径。这一推论为第三方中介介入的理论主张提供了学理依据，也将本文与“企业自发学习”的乐观假设区分开来。
五、结论
本文完成了“可证明性”分析概念的理论建构。制度脱耦理论（Meyer & Rowan, 1977; DiMaggio & Powell, 1983）解释了企业形式合规与实质活动的分离；再耦合研究（Hallett, 2010; 罗圆, 2021; 陈天祥等, 2025）提供了转化的理论参照；Power（1997）的审计社会理论为“可证明性”概念提供了学理资源。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三重目标分析框架及三个理论推论，理论贡献有三：一是以“可证明性”概念将政策优惠的约束转向理论化；二是以“持续核验”条件解释三重目标耦合的机制；三是以“认知障碍”论证第三方诊断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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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ower, M. (1997). The Audit Society: Rituals of Ver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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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罗圆. (2021). 审计体系的介入式重耦合.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5), 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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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民日报. (2026). 高新技术企业"摘帽"的警示. 人民网
链接：https://opinion.people.com.cn/BIG5/n1/2026/0121/c461529-40649399.html
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作者：王黄宇祺 王鹏展 伍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