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4年，北京，全国政协为年长委员举行宴请。毛主席站在会场门口，等候一位白发老人。老人走近后，毛主席上前握手，并把他安排在自己与周总理之间。这位老人，正是马一浮。
席间还有陈毅、粟裕等人。开席前，桌上的碗筷尚未摆妥，毛主席没有让服务人员代劳，而是请同桌中相对年轻的粟裕起身，替马一浮等老先生安置餐具。
粟裕当时已是战功卓著的开国大将，却没有丝毫迟疑。他逐一摆好碗、筷和餐具，动作很轻，也很仔细。这个细节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把席间对老人的敬重表现得十分清楚。
为什么一个军功赫赫的将领，会为一位文人摆放餐具？答案不在官职高低，而在马一浮本人所代表的学问、操守与气节。
1883年，马一浮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有读书传统的家庭。父亲曾任地方官，家中重视教育，他自幼接触经史子集，后来又广泛涉猎哲学、理学、佛学、文字学和书法。
马一浮不是只会埋头考据的旧式文人。他对西方思想也有关注，曾参与《资本论》等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介绍与传播。学问范围之广，使他在近代学术界颇具声望，后来与梁漱溟、熊十力并称“新儒家三圣”。
不过，真正让许多人敬重他的，还是乱世之中的选择。
抗日战争时期，国难深重。国民政府方面曾希望借助马一浮的名望，推动尊孔读经，以此应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蒋介石多次邀约，马一浮始终没有接受。后来在陈布雷陪同下，他才与蒋介石见面。
蒋介石向他询问治国之道，马一浮并未顺着对方的话说下去，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务请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宿怨前嫌，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抵御外侮。”
这番话说得直接。对当时身处权力中心的人，当面提出这样的劝告，需要的不只是学问，更是立场。马一浮不愿把经学变成政治工具，也不愿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空谈代替现实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没有急于进入行政系统。马一浮一生重视精神独立，对各种“出山”邀请都十分谨慎。陈毅曾专程到杭州西湖边拜访他。据记载，1952年春，陈毅还特意穿长衫前往，两人谈诗论文，气氛十分融洽。
陈毅与马一浮交谈，并不是形式上的拜访。陈毅本人爱好诗词，也有较深的文学修养，面对这位国学大家，他愿意以请教的姿态交流。二人相识后，关系逐渐亲近，这也为后来邀请马一浮参与新中国文化建设埋下了伏笔。
陈毅曾劝他说：“过去国民党掌权，您老不出山；现在我们当家了，您老还不出来吗？”这句话并非简单催促，而是说明新政权需要老一辈学者参与文化教育，也希望传统学术能够得到整理和延续。
马一浮经过考虑，接受了人民政府的邀请，担任浙江省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并成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他没有转而追逐权势，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史研究、学术教育和传统文化整理上。
毛主席对他的尊重，也并非只体现在一次宴会上。1956年，全国政协召开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马一浮受邀到北京，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谈话内容虽未留下完整记录，但彼此都对对方留下了印象。
1957年，马一浮再次赴京参加会议。毛主席特意请他坐在身边，两人谈到了古典诗词。毛主席本人喜欢诗词创作，对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理解，和马一浮谈起经史诗文，自然容易找到共同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对马一浮在京期间的生活也十分关心。老人年事已高，出行、住宿以及会议安排，都需要格外周全。周总理往往亲自过问有关情况，尽量减少老人的劳顿。
那场宴会之后，马一浮回到杭州，分别写下对联赠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赠给周总理的联语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这几句话出自经典，用来评价周总理的为政与品格，分量很重。
马一浮晚年身体状况逐渐恶化。1967年，他胃部大出血，多种疾病相继发作，于6月2日在杭州逝世，终年84岁。那张宴席上的座次、粟裕摆放餐具的细节，也因此成为人们谈论这位国学大师时常被提及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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