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管理还能称得上211、双一流大学?倒不如说XX高中附属大学算了。”
近日,一份针对西南地区某大学的网络投诉引发热议。投诉内容罗列了其多项“中学化”管理措施:大一大二强制跑操和晚自习、高频查寝、工作日晚上7点至9点禁止娱乐活动、上课统一收手机……这份投诉的措辞或许激烈,但它戳中了一个正在蔓延的现象——大学,越来越像中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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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孤例。就在今年年初,另一所高校曾因提出对高数成绩排名后30%的大一学生,在必要时“向家长通报或建议到校陪读”,引发舆论争议。相关报道被权威媒体转载后,直接以“大学管理不能‘高中化’”为题展开讨论。
就在近日,“大学还没开学,家长群先建好了”的话题又冲上热议。
有学生自嘲:“熬过了高三,迎来了高四”。
当越来越多大学开始强调考勤、请假、学业预警、家校沟通甚至日常行为管理时,大学与中学之间原本清晰的管理边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大学,正在重新变得“像高中”
半月谈杂志的调查显示,组建家长群、给家长寄成绩单、学生未经允许不准出校门,已成为不少高校的“标配”。
南方周末的走访则揭示出更细密的管控网络:课堂考核“抬头率”和前排就座率、宿舍人脸识别闸机精准定位、周日晚点名雷打不动、穿洞洞鞋进教室也要扣分。
谷雨数据基于B站相关视频7428条评论的统计分析显示,大学生提及学校管理时的高频词为“逃课”“打卡”“手机”“晚自习”“查寝”“成绩”“家长群”。
它们原本更多属于中学阶段。但近年来,类似管理方式不断出现在大学校园。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看似具体的管理措施背后,存在一个共同的现实:高校越来越希望学生“可管理”,但大学教育真正需要培养的,却是学生“能自我管理”。
教育部《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大学不再只是少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而是承载了数量庞大的青年群体。
学生的学习基础、自律能力、家庭环境、成长经历差异越来越大。有人进入大学后可以自主规划学习、安排时间、寻找资源;也有人离开高中老师和家长的监督后,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自己的大学生活。
于是,高校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学生不会自我管理,学校究竟应该“教会他管理自己”,还是“替他管理”?
从管理成本来看,后者显然更加直接。学生不按时上课,加强考勤;学生学习状态不好,建立学业预警;学生出现旷课,联系家长;学生存在安全风险,加强请假、出校管理……
一项项措施看起来都有合理性,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当“管理学生”越来越容易变成“替学生做决定”,大学教育的边界也就开始模糊了。
高校“无限责任”下的无奈自保
教育学者熊丙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学成了“无限责任主体”。学生学业出问题、外出发生安全事故,家长和社会舆论第一反应是追责学校。在这种压力下,校方只能延续“圈养”逻辑:管得越细,风险越小。组建家长群、寄成绩单、严控出入校门,本质上都是学校在向外宣示——“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一位985高校辅导员坦言:“我也不想建群,但不建群出了问题谁来帮我说话?家长在群里至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万一有事也有个见证。”建家长群,某种程度上是把责任链条延伸到家庭端。这不是“控制欲”,而是“求生欲”。
半月谈的报道中还引用了一位高校领导的解释:“现在的学生心智普遍比较低,受网络影响,思维简单且极端化,按以前的管理模式非常容易出事,需要承担巨大的善后压力。”
当“不出事”成为最高优先级,“育好人”自然退居其次。
高校需要改变的是“管”的方式
“中学化”不止体现在管理方式上,更渗透到了大学的评价体系。
同济大学副教授余明锋观察到一个深刻矛盾:当大学里的一切都围绕绩点转——课程成绩、社团活动、创新创业项目全被量化打分,每一分都和保研、直博、就业死死绑在一起——大学就成了一所“升级版的高中”,甚至比高中更狠:高中不过五六门功课,大学是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全都能打分、全都要排名。
“一个被彻底手段化的教育,怎么可能真的燃起激情?”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提高学生自主支配学习的时间比例”,引导学生“多读书、深思考、善提问、勤实践”。
这意味着,大学教育真正要培养的是一个离开校园之后,能够自己安排时间、判断问题、承担选择后果的人。
必须承认,“中学化”管理的蔓延有其现实土壤。部分学生自律性不足、时间管理能力欠缺、心理韧性偏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教育的回应方式,决定了这些问题是被“治愈”还是被“固化”。
网络上流传的说法——“一流大学抓学术,二流大学抓教育,三流大学抓纪律”,虽然粗粝,但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管理的精细化程度,有时与教育的自信程度成反比。
但这不意味着普通高校只能走向“严管”的单一道路。相反,越是资源有限的学校,越需要在“管”与“放”之间找到精准平衡点。
给高校管理者的启示是清晰的:
(一)厘清责任边界。学校该守的底线是安全、诚信和基本的学业标准,而非学生几点睡觉、周末是否外出、晚上看不看手机。把"有限责任"还给制度,把"无限责任"从辅导员肩上卸下来,大学才能真正回归教育本位。
(二)用“课程提质”替代“纪律加压”。当课堂足够有吸引力,学生自然会抬头;当专业教育与职业前景紧密挂钩,学生自然会投入。
(三)建立“过渡性”而非“永久性”的严格管理。大一可以适当严格,帮助学生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但从大二开始,必须逐步放手,让学生在一次次的自主决策、试错与修正中完成社会化。大学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不需要被管理”的成年人,而非“习惯了被管理”的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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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所大学需要靠跑操来维持学风、靠收手机来保证抬头率、靠家长群来分担责任时,它或许守住了短期的“稳定”,却正在失去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精神内核。
大学不是放任,但也不能活成高中的延长线。这个尺度是当下中国高校最难拿捏、也最必须拿捏的分寸。
主要参考文献:
[1] 半月谈. 为什么很多大学越来越“高中化”了?[N/OL]. 半月谈, 2025(7).
[2] 三联生活周刊. 高中化的大学里,晚熟的大学生们[N]. 三联生活周刊, 2024.
[3] 谷雨数据. 为什么现在有的大学越来越像高中?丨谷雨数据[EB/OL]. 2025-06-02.
[4] 今日头条. XX大学被投诉“高中化”[EB/OL]. 2026-08.
[5] 熊丙奇. 大学“中学化”并非对孩子成长负责[N]. 羊城晚报/新京报.
[6] 余明锋. 大学的过时——一席演讲[EB/OL]. (2025-12-20).
[7] 甘阳. 大学越来越像工厂,精英学生未老先衰——三联生活周刊访谈[N]. 三联生活周刊, 202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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