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6年9月20日，绥远归绥，《奋斗日报》刊出了一封措辞锋利的公开电，发电人是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收电人则是延安的毛泽东。纸面上看，这是一次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讥讽；往深处看，却折射出全面内战初期双方力量消长前的一次心理较量。
事情起因，是大同、集宁战役。
当时，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部队试图攻取大同，打通华北与晋绥之间的联系。傅作义调兵驰援，在兵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下稳住局面，随后反击集宁。战事持续数日，解放军未能达到预定目标，张家口的防御也因此受到威胁。
这场胜利让傅作义声名大振。
他在公开电中写道，解放军调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经过城郊野战和巷战，结果却“溃败”。他还抓住延安广播曾公布战场消息这一点大做文章，讥讽道：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贺龙、聂荣臻所部。
最尖刻的一句，是“现在你输了，该叫我先生”。
电文写到这里，已经不只是军事报告，而带有明显的政治喊话。傅作义还表示，只要毛泽东参加政府，他愿意以政府成员身份保荐贺龙或其他人接替自己的职务，甚至甘愿到毛泽东部下担任最低级职员。
国民党方面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中央日报》转载时，标题改成了“傅作义电劝毛泽东，结束战乱参加政府”，显然是想把一次战场胜利，包装成对共产党政治上的压倒性优势。
公开电送到延安后，毛泽东没有回避，也没有另写长篇驳斥。据有关回忆，他让秘书把电文全文交给《解放日报》转载。秘书有些不解，毛泽东只说：“奇文共赏嘛。”
这句话看似轻松，实际颇有分量。对方既然把文章公开发表，就不妨让更多人看看其中的语气、判断和自信。战场胜负是一回事，谁能经受舆论和时间的检验，又是另一回事。
朱德对这封电的处理，则更偏向军事动员。据记载，他要求西北解放军向连级以上干部宣读相关内容。目的并非让部队沉溺于争论，而是把失利带来的压力转化为整顿军纪、总结战术和重新作战的动力。
有意思的是，傅作义并非没有骄傲的本钱。1927年涿州战事中，他曾率部坚守三个月，顶住奉军多次进攻。1936年百灵庙战役，他又在绥远抗战中取得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过五原、包头、绥西等战役，长期与日军作战，确有战功。
也正因为如此，大同、集宁的胜利更容易让他形成判断：国民党军队能够凭借装备和局部优势迅速压垮共产党军队。1946年11月，傅作义部攻占张家口后，他再次通电，甚至留下“如共产党能胜利，甘愿为毛泽东执鞭”的话。
话说得越满，后来承受的反差往往越大。
傅作义当时并不知道，身边受到重用的少将阎又文，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的公开电，正是阎又文参与起草。它在报纸上造成的声势，后来没有转化为国民党预期的政治成果，反倒成为解放军内部反复谈论的一份材料。
局势变化并非突然发生。1948年9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战场形势彻底改观；淮海战役随后展开，华北的国民党部队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到了1948年底，傅作义驻守北平，手中的兵力和地盘仍然不少，但外部援助、内部士气以及战略主动权都已发生变化。
蒋介石曾到北平试图稳定局面，却没有拿出真正可行的办法。傅作义清楚，继续固守，北平可能陷入巷战；贸然突围，又很难保全部队和城市。这个选择，已不再是一次普通战役，而关系到数十万军民的生死。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实现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入城内。2月，傅作义前往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两年前，他曾在报纸上称毛泽东为“先生”，并以胜利者姿态发电嘲讽；此时再见面，身份和处境已经完全不同。
据记载，傅作义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我有罪。”
毛泽东没有追究旧日言辞，而是称赞北平和平解放有功，并说人民不会忘记他。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出妥善安置傅作义原有部属，尽量减少因战争造成的伤亡和隔阂。
同年9月19日，董其武率绥远部队起义，绥远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毛泽东后来对傅作义说，绥远抗战有功，北平和平解放有功，绥远和平解决更有功，过去战场上的事情不必再提。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部长，任职二十多年，长期奔走于黄河、淮河等水利工程之间。那封公开电里的“执鞭”之语，原本是讥讽，后来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落到了现实中。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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