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警卫师师长，与他同级别的四位均授上将，他却因为长征时的此战役后来只授少将

中央警卫师原名叫工人师，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根据上级“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指示下，由苏区工人群众组成。当时，苏区各地翻身得解放的店员、手艺人、苦力运输工人，在苏维埃政权中真正感受到自己当家作主，但是，蒋介石在南昌设置行营，自兼江西“剿总 ”，调集数十万部队采用分进合击战术，进攻苏区红军，此时苏区的广大工农群众，怀着誓死保卫胜利果实的豪情壮志，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红军。

张贴苏区的警卫师成立布告

苏区组建这支红军队伍时，《红色中华》报连续刊登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为了宣传到位，苏区各县、各乡都张贴宣传画，同时，回荡着宣传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的《十劝郎》、《十送郎》的歌声。女宣传队员动情地唱道：

“一送郎，床面前，嘱咐新郎莫贪钱；金钱主义要打破，革命才有出头天。二送郎，间门边，嘱咐新郎心要坚；艰苦耐劳干革命，不要一心想娇莲。……九送郎，别村场，嘱咐白军切莫当；一心投身红军去，消灭反动有风光。十送郎，十里亭，嘱咐新郎慢慢行；革命成功回家转，再来同妹行长情。”

苏区迅速掀起扩红竞赛高潮，瑞金、宁都、兴国、永丰等地，很快就集中几千新战士到县城，按连、排建制编队。各地组织都募集捐款买猪肉、动员女工农妇每人做一双套鞋、一双草鞋，还有斗笠、雨伞、口杯、军帽、洋毛巾，慰劳红军工人师。随后，队伍开赴汀州进行集中军事训练。

中央警卫师刚刚组建完毕，在师长孙超群率领下，前往前线参加广昌保卫战，当时，蒋介石总结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叫嚣“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彻底封锁”，采用所谓的“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战略，避免同红军打运动战，防止被围被歼。

红军错误路线领导者提出“拒敌于国门之外”，下令集中包括中央警卫师在内九个师的兵力固守广昌，与敌决战，采用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式，命令红军在广昌修筑永久性工事，以便死守广昌。

广昌保卫战打响之后，敌人步兵在炮兵及每天有三、四十架飞机配合下，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向红军阵地猛烈进攻，当时中央苏区只有一个小兵工厂，所制造的弹药很不济事：手榴弹扔出去，好像“打卦”一样，不是炸不响，就是一崩两半，毫无威力；子弹都是用捡来的弹壳翻造的，弹头往往刚出枪口不远就会自己掉下来。

英勇红军虽然大量杀伤敌人，但付出了重大的损失。在敌人飞机轮番轰炸下，红军激战一天，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部队，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最后不得不撤出广昌。

成立不久的中央警卫师受损严重，后经修整补充全军共有5000余人，并改称红23师，师长孙超群，几个月之后，这支队伍与红21师合编为红八军团，20天后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根据上级的安排，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 红九军团随一军团左侧跟进， 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八军团担任全军右后翼掩护军委第一纵队前进，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成甬道式序列西进。在长征之初，红军一举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江之畔，开始了红军长征途中最凶险的一战，湘江之战。

湘江之战时，红八军团担负的任务是既要掩护红军总部机关，自己也得边打边撤。一开始，红八军团向江华、永明方向开进，总部纵队将近一半渡过了湘江，而红八军团才刚刚到达灌阳， 距离湘江还有四、五十公里。此时红八军团突然接到上级命令， 要赶至灌阳县水车地区，由于追兵紧随在后，加之去水车又要反转再走道县， 部队未及动员， 便匆匆忙忙地边搜索边前进。

就在这个时候，红23师遭到桂军的突然袭击，队伍被敌人拦腰截断，敌从后面席卷而来，蜂拥而至， 顿时枪声大作、飞机轰炸、炮火腾空， 顷刻间红八军团建制乱了，师长孙超群率部负责断后掩护，快速向湘江方向冲击渡江。

在师长孙超群率部的掩护下，其他的部队尽快往前冲，非战斗人员一律跑步前进。拦路的桂军人数不多，孙超群率军奋勇冲杀，一鼓作气将敌人赶到全州与灌阳新圩交界处的两河乡石形山，赶紧渡江。没有想到的是，正在抢渡部队到了江心的时候，遭到敌机猛烈轰炸、扫射，正在涉渡的红军成批倒下，被激流卷走……敌机刚走，后面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接着炮弹呼啸着落在河里，炸弹激起水柱，鲜血染红了江水。

渡江过程中，红八军团损失巨大，特别是红23师，因新兵掉队、跑散、牺牲减员严重，一师只剩下几百人，红23师师长孙超群，战后降为总部通讯营营长，所部编入红五军团。

孙超群，出生于安徽阜南县白果乡孙庄(今属阜南县苗集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读书3年后辍学务农。因家中不能如数交租，遭地主毒打，离家出走从军，编入粤系军阀部队当兵，后在福建上杭参加了红军，在红四军三纵队七支队十九大队当战士，因作战勇敢，很快就提拔为排长、团政委、师长等职务。

湘江之战孙超群降为营长，后来又在战场上崛起，抗战期间，先任120师警卫团副团长，团长、山西决死队第四纵队副司令员、晋绥军区六分区司令员等职务，他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在晋西北地区反“扫荡”中创造了向敌人“挤地盘”的经验，受到军区领导的表扬。

解放战争期间，孙超群历任雁门军区副司令、晋绥边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第四军和第七军副军长。1955年全军大授衔的时候，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跟孙超群平级的师长，即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红五师师长李天佑、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红十五师师长彭绍辉等四人都授予上将，因孙超群此时的级别只是副军级，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