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很刺耳，但是讨论不能脱离语境

“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很刺耳，但是讨论不能脱离语境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丹丹在某视频节目中的一段“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发言被截出后，引爆网络，并引发“何不食肉糜”的质疑。

我刚好看过完整的视频，将前后的语境联系起来，张丹丹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从某种角度来说，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我们来看她的原话：“就是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就是说他灵活了，不像我们朝九晚五的，然后社保待遇非常好，可能有国家的五险一金等等，就是你是牺牲了你的自由，然后换来的社保，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灵活就业这块，他是要灵活，他要的是自由度，他自己自我管理的这一部分，但是同时他的社保肯定是要相对就弱。”

她这里所说的“灵活就业”不仅仅指“铁人三项”、工厂打螺丝钉等打临时工，还包括个体户、私企、创业等，总之不在体制内、没有国家的五险一金的都被她纳入灵活就业范围。国家对灵活就业的保障体系倾斜相对较弱。这是国家当下保险等保障体系的现状而已。

其次她所说的福利，不是指指工资之外的报酬、优待，或者购物时的额外优惠，而是指国家给民众提供的生活、医疗、教育方面的保障，更可能指个体或社会整体获得的满足程度、境况好坏，以效用代表主观满足感。

但是不少人对她的话感到刺耳，骂声一片，这些声音都是来自“铁人三项”、工厂打螺丝钉等打临时工的人群，他们对缺乏国家保障体系深感不公，自然也无法理解“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的观点。能理解的往往也不会上网发声力挺。

我个人认为这句话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成立的。虽然说当下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大家把体制内捧上天，所谓“宇宙的尽头是考编”“警校的录取分数线超过清北”等等，都体现了大家对进入体制、要求确定安稳、有国家保障体系的向往，但是仍然有不少人选择离开体制，寻求自由。对保障问题，他们认为，与其期待国家给予不如靠自己。因为自由是无价的，安稳也是有代价的。这些话，懂的自然懂。

灵活就业对能力强的人来说是一种福利，因为能力强的人在体制内是被限制住的，虽然有五险一金的保障，但是对他们来说，人生有更大的目标。他们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个人或组织给他各方面的保障，同时限制他规训他。弱者渴慕有一个强大的个人或组织给他各方面的保障，让他觉得安稳，他只管听话即可。

想起电视剧《天道》中丁元英提出的“文化属性”。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能力强的人属于强势文化，体制对他们而言不是保障而是牢笼；弱者属于弱势文化，渴慕依附于某个强大的个人或组织，只求安稳。

丁元英的主动退出，正是强者的选择。他拥有柏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先后就职于柏林国际金融投资公司和《世界经济周刊》。1994年，他主动辞去体制内研究员的工作，在北京创办私募基金，一年便从股市卷走巨额财富。然而就在事业巅峰，他又主动解散基金，宁愿资金被冻结、五年不得进入股市。他不是找不到稳定工作，而是根本不需要。一个为了“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以放弃千万财富的人，五险一金对他而言从来不是追求，而是束缚。

王庙村村民的“等靠要”，则是弱者的写照。王庙村是贫困县中的贫困村，村里竟有一座教堂，村民天天读经祈祷，指望“救世主”降临。丁元英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冯世杰想“靠”丁元英出谋划策脱贫，叶晓明想“靠”扶贫行动开拓事业，刘冰想“靠”大家实现暴富梦。当格律诗遭遇官司，他们立刻退股自保；当危机解除，刘冰又回头索取，最终因“救世主”破灭而跳楼。弱者要的从来不是自由，而是一个可以听话照做的“靠山”。

芮小丹、欧阳雪、肖亚文，则展现了另一种活法。丁元英劝芮小丹辞职时说：“你应该辞职。只要你一分钟是警察，你这一分钟就必须履行警察的天职，你就没有避险的权力。”他希望她去做文化传播者，因为社会不缺一个女警，缺的是能传播强势文化的人。欧阳雪出身寒门，从摆馄饨摊起家，一步步成为酒店老板；肖亚文从打工人做到董事长，靠的是“不攀缘”、不依附任何人。她们从不等着谁来“给”保障，而是自己创造一切。

能力强的人，不需要一个强大的组织来“保障”他，因为那个组织同时也“限制”他、规训他。弱者要的安稳，恰恰是强者要挣脱的牢笼——这便是《天道》揭示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