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翼 [越]李庭欢：从“东南亚”到“东北亚”：区域联结的重新审视

从“东南亚”到“东北亚”：区域联结的重新审视

撰文丨陈博翼 [越]李庭欢

陈博翼，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中国东南海疆治理实验室、鹭江创新实验室教授；

李庭欢，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该文以整体史视角，重新审视近代东部亚洲海域的区域联结。“东南亚”和“东北亚”是当代区域划分的产物。基于这种划分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天然的壁垒，从材料到研究群体甚或范式，几不相通。然而在历史上，东部亚洲海域是一个海域，自然连带着不分畛域的人和事。从一艘漳州商船、一幅地图、一种信息系统，通过三个具体、鲜活的案例，围绕人物、地图、信息与情报流通展开，基于新的联系性证据，串联并呈现以往被忽略的东部亚洲海域史事及其多重面向。在东部亚洲海域世界中，信息与知识的流动往往超越国家和制度的界限，个体的行动在不经意间也可以影响和塑造宏观的历史。

[关键词] 壬辰战争 《东西洋航海图》 风说书

作为新中国世界史书写与教材编纂的重要奠基者，吴于廑所倡导的整体史视角，长期以来为学界所推崇。他指出，世界史不是各国、各地区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进程，是历史自身演进的产物。其中，15、16世纪被视为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关键转折阶段，亦是由中古向近代的过渡时期，东西方社会都经历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变迁。[１]这两个世纪的东西方社会经济综合比较和联系的研究，是整体世界史观的关注重点。若将这一整体史视野投射至亚洲东部，亦会发现全球性的联系早已存在和展开。

“东南亚”和“东北亚”是当代区域划分的产物。基于这种划分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天然的壁垒，从材料到研究群体甚或范式，几不相通。然而在历史上，东部亚洲海域[２]是一个海域，自然连带着不分畛域的人和事。仔细阅读不同区域的史料，有助于重新审视本该有的区域联结。本文通过三个具体、鲜活的案例，围绕人物、地图、信息与情报流通展开，串联并呈现以往被忽略的东部亚洲海域史事及其多重面向。这三个案例学界都已有相关研究，但通过每一个案例在既有学术史基础上的推进和更新，两个区域的联结可以被更好地凸显出来。第一个案例通过学界忽视的陈宾松安南船只的故事连起了壬辰战争。第二个案例通过新的田野调查的资料勾连出曾厝垵李氏家族在马六甲更早的半个世纪的立足情势，从而在时间上判定地图在此绘制的可能性，又根据新的磁偏角计算，提出了地图绘制地点的新设想——马六甲。第三个案例根据新发掘、翻译的暹罗商船和日本人信息互动的材料，突破国内传统“风说书”（包括“和兰风说书”）研究止步于东亚海域的状况，展现了东南亚与东亚、东北亚更深的联结。

第一个故事始于一艘漳州商船：一位在闽南经商的江西人于漳州搭船出海，意外卷入一场影响东亚格局的战争；第二个故事围绕《东西洋航海图》（塞尔登地图）展开，这幅400多年前绘制的航海图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空间认知形式；第三个案例聚焦日本的信息收集系统——“风说书”，作为一种兼具情报收集功能的记录文书，“风说书”与日本在亚洲的情报网络密切相关，其背后是一个庞杂的信息系统。这三个案例看似彼此独立，实则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在东部亚洲海域世界中，信息与知识的流动往往超越国家和制度的界限，个体的行动在不经意间也影响和塑造历史。

一、漳州商船与丰臣秀吉的计划

万历五年（1577），漳州海澄县商人陈宾松出洋了，船只搭载铜铁瓷器等商货，目的地是交趾（越南）顺化（Huế），有时到这个地方的船只可以多至30艘以上。由于商品过剩，陈宾松不得已雇佣了交趾的小船转卖到广南（越南南部），这也是中国商人在越南贸易的惯常操作路线，与“东京”（郑氏）政权平起平坐的“广南酋”（阮氏）的规矩大家也都很熟悉。[３]不过很不巧，他们的船只遇到了“倭寇”：“同行人应一官，乃余姚人，郑七、李云谷，俱江西人，不识姓名六哥，建宁人，并已故傅一齐、黎六一干人……”只有一位识字的“人才”被卖到日本九州萨摩藩的福昌寺为僧。[４]就此，他的人生轨迹从“东南亚”转向“东北亚”，也意外卷入了一场东亚的政治旋涡。

另一位同样被掳到萨摩藩的许仪后（江西吉安人）则使故事更加跌宕起伏。隆庆五年（1571），许仪后被某支船队聘请为随船医生，出海过广东时亦遭遇倭寇劫持，被掳至日本九州萨摩藩。在当地，许仪后凭借精湛的医术，治愈了萨摩藩主岛津义久之子的重病，得到岛津家的重用。在岛津家供职期间，这位中国医生意外地成为跨国情报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1591年，也就是日本天正十九年，丰臣秀吉在八月正式宣布了征伐明朝的最后决定，尽管此前一年已告知由对马宗义智陪同到京都的朝鲜使节，朝鲜方面显然相当惊讶（但不相信会真正落实）。许仪后在岛津藩主府中偶然听闻丰臣秀吉密谋出兵计划，深感震惊，决心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回祖国。然而，彼时的日本已实行严格的港口管理制度，外来商船在靠岸时必须经由“唐通事”[５]接待和监管，不得随意接触当地人及收集情报。在这种情况下，许仪后几次尝试向来到九州的中国商船传递情报，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初三日和初七日都递信给中国船主托带信息回大明，也未知是否成功。正巧有一日他去福昌寺，遇到了也被掳掠到萨摩藩的老乡朱均旺，后者因其汉文书写技能被留在寺院里抄写文书。许仪后赶紧向岛津家（“萨摩州官仪九”）要求让朱均旺协助自己“抄药书”，同时夹带私货，由朱均旺悄悄躲进一艘进港的中国商船，[６]将其书信转交给福建巡抚（张汝济接替赵参鲁）。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二十八日，《朱均旺赍到许仪后陈机密事情》的文书被送到福建巡抚张汝济手中。此时，朝鲜方面虽也有日本出兵的传闻，但明廷尚未掌握确证。

张汝济在接获密信后，进行了一次交叉验证。早在1591年，同样有一位叫陈申（早期误作“陈甲”）的福建商人便曾自琉球传回类似情报。[７]张汝济对照两条线索，再结合地方其他线报，认定该情报属实，遂于1592年3月上报朝廷。北京方面当时亦接到来自朝鲜的情报，但因缺乏确证，朝议不决。福建的奏报提供了重要参考，引起明廷的重视而提前有所准备（尽管非常仓促）。[８]接到报告后，明廷即调动力量准备迎战。一个月后，1592年4月，丰臣秀吉正式入侵朝鲜，万历朝鲜战争（文禄庆长之役）爆发，朝野上下始信“传闻”。[９]明军虽应战仓促，但因火炮配比优于日军，作战表现也不俗。朝鲜史料评价道：“大炮胜小炮，多炮胜少炮。”[１０]福建巡抚随后还试图反向传递情报，派人潜入岛津义久家进行策反，但岛津此时已奉命率军随丰臣出征朝鲜，策反计划未能实现。

这个故事始于商船在安南遭劫，最后却触发了东北亚的大变局，看似分隔的两个地区的故事就这样“碰巧”紧密联系起来，又因为这场举世闻名的东亚大战而颇具全球色彩。在此过程中，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卷入重大事件，在历史节点上产生了实质影响。前往越南中部和南部贸易的船只本身意味着全球贸易早已开启，陈宾松、陈申等穿行于东海的商人也表明这一区域人员和信息交流之频繁。全球贸易的齿轮一旦开始便不会轻易停下。整个明清时代，即便是一个“小人物”，也极有可能如陈宾松、陈申、许仪后一样被卷入更大的时代洪流或成为全球贸易的一部分。从一个出兵计划、军事意图，到关键情报的传递，个体介入其间，最终影响了战争格局。他们的个人能动性突破了结构性因素，成为推动历史演进的关键。全球史的视角，不在于宏观的叙述，而在于关注具体案例，通过具体、生动的历史人物展现多样联系的深层影响。

二、地图的传奇之旅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张地图的传奇之旅，背后依然与人息息相关。2008年1月10日，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学者贝瑞保（Robert Batchelor）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一份古老的书目中发现了名为“Selden Map of China”的大型手绘地图，引发轰动。这幅全彩壁挂式地图尺寸约1.6×1米，被认为是数百年来最重要的地图之一。不同于以大陆为中心的传统地图，这幅地图以南海为中心，比例尺精确，兼具准确性和前瞻性。同时，这幅地图的空间感知和地理认知已经十分接近现代标准。该图绘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标注了100多个地名，应由一位不知名的制图师根据当时的航海记录等资料完成。最初的收藏者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和东方学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因此被称为“塞尔登地图”，中文名经学者讨论，比较为主流认可的是《东西洋航海图》。[１１]

这幅地图的重要性在于它展示了当时超前的航海技术和地理认知。塞尔登收藏这幅地图的动机有二：一是出于对东方学的兴趣，他相信未来会有精通中文者深入研究，这也符合他建立东方学的战略视野——从阿拉伯语、波斯语开始，逐步建立对“东方”的研究体系；二是他预见到英国将扩展在这一区域的利益，急需相关知识。此外，塞尔登还以该图论证“海洋封闭论”（Mare Clausum），为英国在北海宣示主权及英荷海域争夺的长远诉求提供理论支撑，也因此得到詹姆斯一世（James I）的赏识。

细观该图，可见诸多细节。例如，东南亚地区的地名标注得相当准确，几近完美，古名和今名也能一一对应。但部分日本地名标注位置有偏差，如日本南部标注了一个叫“杀子马”的地方，根据读音可知这是“Satsuma”（さつま）的音译，即萨摩。另一地名“杀身湾子”则难以对照，可能转译自葡文，即参考了葡萄牙人的地图知识。由此可见，绘图者的知识体系受到葡萄牙的影响，而这种知识也由“东南亚”到“东北亚”进行传递。经由这种知识体系的翻译和传播，贯穿这两个地区的亚洲东部海域也再一次在历史文献中鲜活显现。

关于该图的绘制者，学界至今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是某位华商，有人认为是明末海盗商人李旦，甚至有人认为是郑芝龙。笔者认为更合理的推断是，该图是厦门曾厝垵一带出洋的家族委托画师绘制，这也可以解释地图上漳泉两府外海那个非常突兀的黑点。这幅地图或先流入万丹，后来因华商欠债被抵押给英国人（万丹商馆从商人手里收购），最终流入牛津被塞尔登收藏。本节从探讨地图上引人注目的黑点开始推进，其位于福建漳州、泉州外海。有人推测，这里标注的可能是月港或者厦门。这个点周围标注了多条航线，说明此处是一个重要出海口。地理上该地点符合《东西洋考》所记月港的位置。但若此处指月港，为何不标注在漳州府？也有人推断此地可能是厦门外海，而当时厦门的行政等级较低，地图通常只标至“府”一级，厦门尚不足以入图。

经调研查证，我们认为这个地图上的黑点可能标注的是绘图者的家乡，该图很有可能是厦门曾厝垵一带的家族雇人绘制而成。十多年前，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和柯兰（Paola Calanca）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Makassar）重新发现了《光裕堂李氏族谱》，为这一推测提供了佐证。[１２]为何李氏迁居马六甲而族谱在望加锡发现？根据族谱所记，第14世的长男李茂英一房已多迁居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与马来半岛的新加坡等地。我们的田野调查也发现，曾厝垵从港口社往上李社方向的文灵宫内，有一通同治三年（1864）重修的碑刻，记载了望加锡、吕宋族人捐款的事迹和数额，其中望加锡的李氏多达13人，这就验证了望加锡族谱的合理性与可信度。该族谱开篇大书“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嘉禾里廿二都曾溪保绥德乡港口社光裕堂李氏族谱”，其中的“港口社”即今厦门思明区龙虎山路一带。族谱所载李氏，即马六甲第四任甲必丹李为经的家族。“甲必丹”原意为“首领”或“船长”，是葡萄牙语“Kapitan”及荷兰语“Kapitein”的音译。“甲必丹”背后反映的是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对华人族群实行的“以华治华”的管理制度。李为经之后，其女婿曾其禄继任职务，此后由曾氏家族承袭。

在马六甲著名的青云亭中，有一通《甲必丹李公济博懋勋颂德碑》，碑记抬头“甲必丹李公为经”，以龙飞纪年标识，内文没有明显的反清复明字样，只提及明清易代的社会动荡，讲述他为谋生南迁，寓居于此，部分解释了迁居动机。同时，我们在荷兰档案中追溯到一个名为“Notchin”（又作Notchim、Nootsian）的人，经过阮涌俰在闽南本地田野调查族谱和碑志比对，此人实为郑思显（1586—1648），号“我慎”。[１３]由此，我们梳理了甲必丹的最新族谱脉络。这份新的谱系表明，早在17世纪初（而非李为经稳固势力的17世纪中叶），来自曾厝垵的甲必丹已经在马六甲拥有相当影响力，与地图绘制年代几乎同期。确证李氏家族在马六甲的立足年代之后，我们对于地图的绘制地点有了新的判断依据。

关于地图的绘制地点，前贤有长崎/平户、泉州、马尼拉、万丹、巴达维亚、亚齐等多种猜测。鉴于上文所述曾厝垵与马六甲的联系，笔者提出绘图地点的新假说，即马六甲。地图上，马六甲和柔佛的标识依稀可以辨认，但进入其间的航线大部分已经磨白。这处磨损可能仅仅是偶然的损耗，也可能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记号，表明马六甲—柔佛—林加（Lingga）群岛一线的海峡地区是其主人很感兴趣的地方，并且喜欢把这里指给参观的宾客。我们还发现，《东西洋航海图》绘制的磁偏角误差约为6°，与以马六甲经线为原始参照点的绘图作业法相符。是故，我们提出地图绘制地点在马六甲这一全新说法。

磁偏角是地球上任意一处的磁北方向与正北方向的夹角，磁北相比正北东偏记录为正，西偏为负。在长途海上航行中，因各地磁偏角不一，如果不考虑其在航行过程中产生的变化，带来的路线偏差会随着路程而逐渐变大，最终与目的地相去甚远，因此有经验的水手除了使用罗盘导航，还会同时参照太阳高度、星象等其他方位要素来修正方向。2000年，地磁学家阿特·容克斯（Art R. T. Jonkers）和安德鲁·杰克森（Andrew Jackson）通过构建Gufm1模型，尽可能复原出了1590—1900年间全球地磁场的历史变化。[１４]该模型整理并分析了大量近4个世纪以来东印度公司与私人旅行者航海日志与学者观测记录中的测量数据，采用球谐函数进行全球建模。其构建的模型显示，-6°磁偏角等距线穿过缅甸—亚齐与苏门答腊岛西侧，-4°等距线经中国云南穿过中南半岛与暹罗湾，再穿过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的中心，南接爪哇岛西侧。通过测算，地图航线角度与罗盘存在规律性偏差，即向西偏斜的角度随经度增加而逐渐增大，幅度与彼时磁偏角完全符合。罗盘自身的偏转与地图背面的草稿显示，未经修正的初始航线正好是西偏6°，绝大多数航线均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偏转修正。如此，排除磁偏角影响，马六甲正好位于0°原点，这也是我们认为该图在此绘制的核心依据，也是在科学数据测算上可以排除大多数其他绘图地点的说法的有力证据。

曾厝垵今日基本已没有多少曾氏人口，族人多散居于海外，如马六甲、苏门答腊的巨港及望加锡等地。漳州龙海市角美镇霞露村的曾氏家庙、厦门海沧青礁慈济宫保生大帝祖庙里存留的碑文，均显示了曾厝垵曾氏的迁徙过程。而马来西亚槟城的龙山堂邱祠也存留着曾家与邱家的合谱，反映了曾、邱两家关系密切，曾厝垵路边福海宫庙前的碑文中也能找到“梹榔屿龙山堂”的记载。以上种种证据说明，曾氏等家族不仅移居马六甲，他们的势力范围也扩展到槟城等地，建立起覆盖马来半岛及印尼地区的贸易与交流网络。正因如此，《东西洋航海图》才会先落入万丹华商之手。卜正民推测约翰·萨利斯（John Saris）从万丹华商手中获得一批中国地图。我们认为，萨利斯有可能把这批地图分别交给了不同人，其中包括塞尔登，也有可能几经转手，就像《皇明一统方舆备览》曾经交给了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哈克卢特再交给了萨缪尔·帕克斯（Samuel Purchas）。如此，在东亚—东南亚的链条上，除了不甚准确的日本地名，还有萨利斯从平户到蒂多雷和万丹的活动，串起了和日本的新联系以及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传奇流动。

在地图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例如，地图将吕宋以南地区的“红毛”（指荷兰人）与“化人”（指西班牙人）标注得十分清晰，展现出绘制者对贸易交接点和防御要冲的关注。此外，地图上还绘有结合天干地支与八卦方位的航海罗盘，与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所载“丁未针”“坤申针”等航向指法相合（书中记载从浙江温州出发要使用丁未针，到了福建南面海域就要转为坤申针）。传统的“针路”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东部亚洲海域的贯通性。

《东西洋航海图》地名和世界认知背后隐藏的价值，不在于其背后链接的某个人物，而在于它折射的一个小地方家族的发展和命运，展现了全球史的历程：一群中国人如何从福建流动到时人认知的“东洋”与“西洋”，与吕宋、马六甲乃至更广阔的群岛世界建立起广泛的贸易联系，不同家族也借此紧密相连。借由个体和家族在海洋世界的纵横驰骋，我们得以以小见大窥探到全球史的魅力，故事也体现出海洋文明研究的意义。

前文提及，塞尔登收藏这幅航海图是为论证“海洋封闭论”，与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提出的“海洋自由论”相抗衡，以争取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支持，避免卷入诉讼乃至入狱。格劳秀斯是荷兰著名思想家、法学家，被誉为近代国际法之父。160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捕获一艘葡萄牙船只“凯瑟琳号”，并将其带回阿姆斯特丹作为战利品交由捕获方法院处理。[１５]东印度公司邀请时任东印度公司律师的格劳秀斯辩护，以论证荷兰东印度公司行为的合法性。为此，格劳秀斯从论证海洋归属权的角度提出“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为东印度公司的行为辩护。[１６]该论是要针对一个特定的法律议题，即葡萄牙根据1494年罗马教廷确定的西班牙、葡萄牙共同瓜分世界的协议《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声称荷兰东印度公司无权派遣船只前往东印度水域。该论是抛向葡萄牙的一封战书，但其杀伤力波及甚广，并且惹恼了其他想要“占据”海洋的专制君主、国家和团体。此时，英国也对荷兰长期垄断北海渔业深感不满，鉴于葡、荷争端，詹姆斯一世认为英国需要一位学者从法律角度为英国在北海的捕鱼权辩护。[１７]塞尔登挺身而出，以“海洋闭锁论”对抗格劳秀斯。这两派观点均最终影响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我们从历史中寻找海洋主张的法理依据。

三、“风说书”与日本对亚洲海域情报的搜集

本文所述的第三个案例围绕“风说书”与东部亚洲海域展开。与前两个故事不同，“风说书”不是一个人或一幅图的故事，而是一个日本相当庞杂的搜集情报的文献记录和整理系统，其内容也贯穿着从“东南亚”到“东北亚”的联结。

日语的“风说”有传闻、传说、谣传之意。所谓“风说书”，即唐通事对抵日商船进行问询后采录并上呈江户幕府（“江府”）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东南亚一带消息的报告文书，其内容涵盖船只出发地、航线、货物种类、港口行情及其所携带的海外消息等，形式类似现代的情报摘要报告，但信息来源往往是商人、船员的口述而非正式外交文书。唐通事在港口执行问讯任务时，不仅是翻译与监管者，也承担着信息收集者的角色。当来自中国或东南亚的商人抵达日本时，他们需要回答一系列涉及政治与经济的问题，部分问讯也会涉及民生与风俗，如“当地人喜好何种货物”“流行何种器物”。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商业情报，大多不需要证据，“风闻传说而写成”，故称“风说”。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接收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信息，随着贸易与人员往来频繁，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向源源不断得到收集，“风说”也逐渐成为幕府有效的信息收集工具。

以往学界研究“风说书”，多关注其反映的中日贸易、华商活动以及东亚政治形势，如宁波、大员、泉州、漳州、广州等地的商船往来情况，很少关注东南亚地区。[１８]事实上，“风说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暹罗、万丹、柬埔寨（高棉）及吕宋的记载，只因地名译写复杂、语言障碍较大，长期被忽视。重新梳理这些资料，可以发现日本幕府对东南亚的关注程度。此外，“风说书”更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的真实性与扭曲性。由于其来源多为口述传闻，信息的准确性往往难以保障。信息在跨语言、跨文化的传递过程中，极易产生偏差乃至误导。在某些报告中，商人出于利益考量，可能故意隐瞒或扭曲市场状况，以防日本商人竞争。然而，信息的偏差并非都出于主观造假，部分误报乃是信息传播的结构性产物。以17世纪一则关于暹罗的“风说”为例，当时有商船自暹罗抵日，其华人船员被问及暹罗政局，他们报告称宫廷动荡、贸易停滞。但经比对同时期暹罗史料，发现其时虽有王位更迭，却未出现严重混乱。又如荷兰的“风说书”有一条提到：“这些话是前往巴达维亚的广东贸易商人所说的，从鞑靼派遣来的军舰驶往台湾附近的澎湖，即将攻打台湾，台湾的大将军开城投降并逃往柬埔寨。”[１９]郑克塽从未逃往柬埔寨，此“风说”显然有误。此类偏差可能源于民间对政变的放大性叙述，也反映了跨语言传播中的语义误读。后世学者在利用“风说书”时，需要意识到这种“多层转译”的风险。

“风说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情报的汇集上，也对幕府政策产生了实际影响。例如，在荷兰船后期的资讯覆盖不到郑氏控制下的台湾、“和兰风说书”欠缺的情况下，通过问讯不断前来贸易的中国船只，幕府及时更新了郑氏与清军的战况：

有关台湾的情形，如先前入港的四号及八号，两艘由台湾出港的船所述，大致无误。……八号船之前是暹罗的船只，因此对台湾及澎湖的状况应该不是很清楚，尤其是有关澎湖被满人夺取之传言，他们应该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所述，澎湖被夺取并非事实。

先前由台湾出发且已抵达的九号船所传递的台湾相关信息，并无错误。但是九号船是在这个月2日出港，在那之前，台湾所领澎湖岛……尚未有清军登陆……但是我们在这个月5日由台湾出港之时……已有大量的清军进入澎湖的港口，众将士也正准备登陆作战。[２０]

基于这类准确情报的掌握，幕府得以制定有效的外交政策，对南明的“乞师”自然也是予以回绝。

上文提及，“风说书”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因语言、地域限制、时间迟滞等原因，部分存在失真。最典型的例子是明清易代之际对明军与清军战力的评估，朝鲜方面因持“思明”立场，常有明军大胜扭转局势的误报。这些“风说”夸大成分，反映了信息传递中往往承载着情感与立场的投射。另有一则流传甚广的“风说”记述吴三桂败亡之际，大将蔡氏搜得两名貌美的妃子，绝美者叫八面观音，稍逊者叫四面观音，康熙想纳为妃，蔡氏以相貌稍逊者进献，却被识破，从而激怒皇帝引发冲突。[２１]类似以讹传讹、捕风捉影之例甚多。不过，此前中日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东亚海域中日朝之间的信息差，鲜有注意到东南亚的材料。

本节根据新近翻译的石井米雄（Yoneo Ishii）整理的资料，说明“东南亚”同样是这种传递过程中的重要地区。例如，我们发现来自暹罗和北大年的船员无一例外将希腊人与1687年赴暹罗的法国使团等西欧势力统称为“英国人”，这些存在偏差的案例极具研究价值。在文件编号/船只编号[２２]为1-22/150号的记录中，来自中国的船长郭正观（Kuo Zhengguan）[２３]和副船长徐福观（Xu Fuguan）1688年6月21日出发前往长崎，在1688年8月4日与长崎通事的对谈中留下了把法国人和希腊人均视为“英国人”的认知误区：

（暹罗宫廷中）有许多有权势的中国人、摩尔人（Moor）、英国人效力。这些高级官员以他们的昭坤（zhao-kua，按：当指“Chao Knun”）封号著称。一位英国昭坤（按：此人显然指希腊冒险家华尔康）身居高位已有五年，且获暹罗国王恩宠而权势日盛。然而，有人怀疑他可能对国王不忠，并认为他有意与其母国英格兰（England）合作来颠覆这个国家（按：指暹罗）。去年，600名英国人（Englishmen）被邀请进宫献礼，国王喜欢这些英国人，其中400人被安排作为皇家士兵守着宫殿一角，他把其余的200人派驻湄南河口要塞，听命于前述英国昭坤。该据点作为暹罗堡垒，两边依山而建且配有大炮。前述英国人被置于此，但之后被揭露进驻该据点也是阴谋的一部分。[２４]

史料中那位身居高位的欧洲人即华尔康（Constantine Phaulkon），并非英国人。他生于希腊，年少时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随员（大概因此他才被以讹传讹为“英国人”），约1678年抵达暹罗。他出入暹廷，渐成那莱（Narai）宠臣——宰相“萨穆哈纳优”（สมุหนายก，即民政事务大臣）。后来他因债务与商馆失火事件与公司交恶，逐渐亲法，结婚后改宗天主教。[２５]主理外事期间，华尔康一面促成哥沙班出使法国，一面在肖蒙（Alexandre de Chaumont）出使暹罗时积极接待，提议引入法国军事顾问建筑欧式防御工事，为法军取得曼谷要塞的指挥权。在1-23/152号记录中，船长徐让观（Xu Rangguan）和副船长徐前观（Xu Qianguan）1688年6月7日前往长崎，也在8月4日与通事的谈话中说：

一位英国大臣或昭坤在暹罗策划了一场叛乱。如果没有指控者，阴谋可能不会暴露。然而，一位住在山里的人发现了挂在山间高树上的揭露该阴谋的布告，他偷偷将其拿走并向国王报告。随后英国昭坤于（阴历）四月二十日遭到秘密逮捕，其所有亲属也被软禁。该英国昭坤于五月七日（1688年6月4日，按：实际行刑为5日）被斩首。我们没有看到这场事变的结果，但认为所有（他的亲属）都被斩首了。我们认为你已经从来自暹罗的150号唐船听说了事变的细节。我们所知的与他们向你报告的没有差别。没有其他的报告给你了。[２６]

这条对应1688年暹罗革命中华尔康等人在那莱国王被软禁时被帕碧罗阇（Somdet Phra Phet Racha）处决之事。[２７]长崎奉行根据唐通事所录不同船的口述也确认了所掌握信息的一致性，最终多方信息的交叉印证也更容易获幕府采信。1689年6月13日，第1-25/51号船长曾明观（Ceng Mingguan）前往长崎，1689年8月20日口述说：

暹罗宫廷中有数位高级大臣，其中有中国人、摩尔人、英国人。一位名为帕碧罗阇的高阶暹罗官员与一位叫威差燕（Wichaiyen）[康斯坦丁·华尔康]的高阶英国官员尤获国王恩宠。前年，可能经由该英国人在母国与暹罗间牵线搭桥，一个500名士兵陪同的使团经由英国高级官员被送到暹罗。英国士兵被安置于曼谷要塞，由英国籍大臣指挥。这些士兵是英格兰国王献给暹罗国王的贡品，由那位英国人率领。暹罗国王认为，这支部队可部署于王国境内任何地方，因此十分欣喜，遂命其驻扎于昭披耶河口的一座名为曼谷的要塞，并由上述英国人统领。自此，人们开始怀疑这位英国高级官员的真实用意。

暹罗国王只有女儿但没有儿子，所以他收养了一个儿子，名白璧（Bai Bi），对其倍加宠爱。国王有两兄弟，贵族与平民均认为，如国王将女儿嫁与王弟中的一个，则那人将继承王位。去年，国王健康状况恶化，患病期间，帕碧罗阇、华尔康以及白璧共掌国务。去年春天，国王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国政遂交由三人掌理，即暹罗高级官员帕碧罗阇、英国高级官员威差燕，以及国王的养子白璧。眼见国王的病情渐有起色，奸臣帕碧罗阇遂纠集万余人包围王宫，公然举兵叛乱，反抗国王。他占据王宫，肆意专权，独断国政。卧病在床的国王虽对这场叛乱深感悲愤，却无能为力，只能躺在病榻上静观事态发展。朝野上下无人敢反抗他（帕碧罗阇），大概他们皆知大权已落入篡位者之手。同月（阴历）二十三日（1688年5月22日），篡位者杀害了国王的养子白璧。五月初七日（1688年6月4日），他又下令处死英国高级官员威差燕；六月十一日（1688年7月8日），国王的两位王弟亦遭杀害。此后，国王病情进一步恶化，于同月十四日（1688年7月11日）驾崩。至于国王究竟是病逝，还是遭人毒杀，至今仍无从确证。自此以后，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无人再敢违抗帕碧罗阇的命令。暹罗国内目前平静无事。此前由英国高级官员部署驻守曼谷堡的英国士兵，并未向帕碧罗阇归降，而是据守要塞，架起火炮，与之对峙。起初，帕碧罗阇认为，只要凭借暹罗大军的绝对优势，便足以攻克这座要塞，粉碎其抵抗……[２８]

这些文本反映出暹罗与北大年华人船员出乎一致的认知错误，可能是一个特定群体口耳相传的结果，也侧面印证了澳门葡萄牙方面对于暹罗人或在暹华人无法辨别西欧势力差异的隐隐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为何时人会认为这些西欧人都是英国人？西人即英国人的观念为什么甚至能在远不止华人的群体中广泛流行？我们认为英国在暹罗较早建立商馆（1613年设北大年商馆，1615年设大城商馆）是核心原因。1674年法荷战争中，英荷双方率先停战，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队停大城休整，获那莱邀请复建大城商馆，起初还是在港务右局的波斯大臣属下服务，协助宋卡布防，以换取在当地建立商馆。英国的暹罗商馆虽然因各种原因运行不畅并最终在1688年以后被迫关闭，但其势力在印度至暹罗湾之间广泛的影响力恐怕才是这种“刻板印象”泛滥的原因。这些观念和演绎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势力在亚洲东渐过程中迁转的反映，伴随着“东南亚”流转到“东北亚”，可以串起一种我们对区域历史认知的新理解。

四、结语

纵观以上三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区域联动的海洋历史。无论是被掳者、流转的地图，还是“风说书”，皆折射出广泛的全球联结。三个案例之间其实也形成了一些内在联系。明代月港作为东西洋航路的起点，本就是地图绘制的知识来源地，出海经商的商船也将这种“传统”不断强化。“东洋”与“西洋”紧密的联系恰恰反映在“东南亚”与“东北亚”的交汇点月港至嘉禾屿曾厝垵一线，所以案例一和案例二其实也在这种结构下互相联系呼应。案例一和案例三也有联系。17世纪的暹罗和日本贸易极为繁盛，大批日本武士甚至到暹罗王室当雇佣兵。[２９]如此，壬辰战争的暹罗雇佣兵和“风说书”里大量来自暹罗的材料便在情理之中。17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商馆和英国人在两地的活动，亦对这种情况有所强化。案例二和案例三同样形成关联。从平户到萨利斯的活动，再到其与万丹和巴达维亚的联系，航海兜兜转转串联起这些节点，幕府也从来没有忘记对马来—印尼群岛资料的搜集。如此，三个案例形成的两两交叉，适足以凸显“东北亚”和“东南亚”这个亚洲东部海域的联系。

通过打通区域史料和材料的不断发掘，我们得以看到那个时代超乎想象的世界性联系。阅读和讨论这种被现代学术划分和研究群体小圈分隔的材料，本身也有了方法论的意义。例如，在第一个案例中，日朝史的研究通常只说许仪后等人是被掳人，至于其如何被倭寇掳到日本无人关心。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则只关注到很多福建商船去南洋，陈宾松的船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兼因袭抄错史料，该条材料变成孤例，故无法将其与后面许仪后的例子勾连起来，安南船只和壬辰战争的故事由此被埋没。

外部区域间的联系也往往被传统史学所忽视。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以中国为中心，讨论中日关系、中朝关系，而较少关注其他区域之间的互动，例如日安（越）关系、暹（泰）朝关系等。然而，当我们从海洋的视角重新审视亚洲东部海域，会发现这些被忽略的联系早已深植其中，毕竟这本来就是一个海域。以万历朝鲜战争为例，除中国、朝鲜、日本三方之外，尚有暹罗雇佣兵的参与——如此，这场战争便不仅是东北亚的冲突，更是一场横跨亚洲多国的区域性战争。[３０]

同时，上述的三个案例都体现出信息收集的重要性，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知识与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偏差和扭曲。这些案例提醒我们，全球史的研究不必始于宏大叙事，只要具备跨区域联系与影响，便具有全球史的意义。通过被掳人、地图、“风说书”等载体，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东南亚与东北亚的交流、交往与“流动性”，还有海洋文明串起的历史和魅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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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吴于廑认为，纵向发展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表现为生产力提高、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更迭。横向发展是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最终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横向发展的基础，决定横向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横向发展反过来促进纵向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这种“纵向”与“横向”的辩证分析方法亦能在本文国家形成的内部视角中得到体现。参见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２]“东部亚洲海域”的概念参见葛兆光：《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文史哲》2022 年第 4 期。该区域亦称东亚海上世界，参见Shaoxin Dong, “From ‘East Asia’ to ‘East Asian Maritime Worlds’: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storical World”, in Benjamin A. Elman, Chao-Hui and Jenny Liu, eds.,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Early Modern and Modern East Asia,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17; Richard von Glahn, “The Maritime Trading World of East Asia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Tamara H. Bentley, ed., Picturing Commerce in and from the East Asian Maritime Circuits, 1550-1800

,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55-82.

中译本见[美]万志英：《13~17世纪东亚的海上贸易世界》, 陈博翼译，《海洋史研究》第1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7-61页。

[３]“广南酋号令诸夷，埒于东京，新州、提夷皆属焉。凡贾舶在新州、提夷者，必走数日程诣广南入贡。”见张燮：《东西洋考》，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４]侯继高：《全浙兵制考》卷2《附录·近报倭警》，清抄本。关于这条材料，傅衣凌早已发现，但早期排版繁简混搭，误作“陈宝松”。后来学者未检原文，许多都沿袭这一错误，因此陈宾松在安南船只遇袭之事就成了一个孤立的事件，自然也未能与后来朱均旺、许仪后的事迹联系起来。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年，第121页。

[５]“唐通事”是日本江户时代长崎港中日贸易中的重要角色，主要负责翻译、贸易管理、外交事务以及华侨社会的日常事务。

[６]“适有漳州客人林绍岐在彼，贩有白面一船，时义九弟郎武库坚不肯放，亦许仪后与说这做买卖船，如不放他，恐绝交易之路，方才依允。”因海上遭遇风暴，迟至二月二十八日才驶入福建惠安县大岞港。见《近报倭警》“万历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朱均旺赍到许仪后陈机密事情”。

[７]陈申通过琉球传回的消息也并非偶然。15世纪起，琉球便已是东亚海上贸易的重要节点和商品通道。尽管受到明朝“朝贡”和“海禁”政策的双重限制，包括日本在内的多个与明朝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试图利用朝贡体系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通道。参见村井章介等编：《日明関係史研究入門：アジアのなかの遣明船》，东京：勉诚出版，2015年。琉球与明廷保持密切关系，朝贡频繁，仅次于朝鲜。中国商人经常违反所谓的禁令前往琉球，那霸港也成为中日贸易中转中心。琉球本地资源有限，但它依靠地理优势和制度安排，促成了南海商品和中国铜钱等钱货流通。福建与琉球商人仿铸的铜钱，成为中日贸易的重要媒介。参见Hamashita Takeshi, “The Rekidai hōan and the Ryukyu Maritime Tributary Trade Network wi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Four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Wen-Chin Chang and Eric Tagliacozzo, eds.,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07-129.

[８]陈申的故事张燮《东西洋考》卷6《外纪考》已有载，其报告时间为万历十四年（1586）。后《明史》总结道：“同安人陈甲（申）者，商于琉球。惧为中国害，与琉球长史郑迥（迵）谋，因进贡请封之使，具以其情来告。甲又旋故乡，陈其事于巡抚赵参鲁。参鲁以闻，下兵部，部移咨朝鲜王。王但深辨向导之诬，亦不知其谋己也。”见《明史》卷322《外国三·日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迩者关白阴蓄异谋，幸有商人陈申、朱均旺在番，探知预报，盛为之防，不至失事。”载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400《敬和堂集》，明崇祯云间平露堂刻本。材料参见[日]松浦章：《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报》，《明史研究论丛》（第8辑），郑洁西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198-216页。

[９]许仪后的故事已引起研究中日朝信息情报的学者的注意，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新任福建巡抚许孚远甚至派遣史世用假扮商人，乘福建海商许豫的船只抵达日本内之浦，试图联系许仪后策反岛津家以制止丰臣秀吉的行动，不过此时许仪后已随岛津义久前往日军侵朝的前沿基地北九州名护屋城。参见[日]松浦章：《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郑洁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3页。后来史世用潜入名护屋城，八月二十七日和许仪后一道回到内浦港。九月三日，史世用与许豫通过许仪后的引见，面见了萨摩藩岛津家的重臣伊集院忠栋（幸侃）。十月回国，不幸在海上遭遇暴风，在萨摩流浪 了7 个月之久，延误了归期。参见郑洁西：《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唐都学刊》2009年第2期。郑洁西后来将诸篇所涉许仪后、朱均旺事迹收录于书，见郑洁西：《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第25-26页。这几位重要的明人事迹，亦见孙卫国：《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朝商人》，《史学月刊》2023年第1期。

[１０]《朝鲜王朝实录》之《宣祖实录》卷48，宣祖二十七年（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己未，10日，京城府：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第42页。该次战事总结见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72年，第83页。

[１１]该图被重新发现之后引发了学者热烈的讨论，相关研究参见陈佳荣：《〈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图〉编绘时间、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略析》，《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钱江：《一幅新近发现的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图》，《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1期；郭育生、刘义杰：《〈东西洋航海图〉成图时间初探》，《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孙光圻、苏作靖：《中国古代航海总图首例——牛津大学藏〈雪尔登中国地图〉研究之一》，《中国航海》2012年第2期；龚缨晏：《国外新近发现的一幅明代航海图》，《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陈佳荣：《〈东西洋航海图〉绘画年代上限新证——〈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舆全图〉可定“The Selden Map of China”（〈东西洋航海图〉）绘画年代的上限》，《海交史研究》2013年第2期；周运中：《牛津大学藏明末万老高闽商航海图研究》，《文化杂志》2013年夏季刊；林梅村：《〈郑芝龙航海图〉考——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名实辩》，《文物》2013年第9期；Timothy Brook, Mr. Selden's Map of China: Decoding the Secrets of a Vanished Cartographer,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3; Robert Batchelor, London: 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 1549-1689,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Robert Batchelor, “Viewing the East Asian Archipelago through the Selden Map”, in Mapping Ming China’s Maritime World – The Selden Map and Treasur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Hong Kong: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2015, pp.22-63; 龚缨晏、许俊琳：《〈雪尔登中国地图〉的发现与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周运中：《牛津明末闽商航海图与李旦关系新证》，《闽商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周运中：《“郑芝龙航海图”商榷》，《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刘爽：《“金洲”重现：“塞尔登图”新解》，《国家航海》2020年第2期；施雅轩：《明代塞尔登地图的台湾地名：一个针路判读的个案》，《台湾文献》2022年第1期；陈宗仁：《Selden Map与东西洋唐人：地理知识与世界景象的探索（1500—1620）》，台北：“中研院台史所”，2022年；[美]罗伯特·巴切勒：《伦敦：塞尔登地图与全球化都市的形成（1549—1689）》，于振洋、王博文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

[１２] Claudine Salmon, “Cultural Links between Insulindian Chinese and Fujian as Reflected in Two Late 17th-Century Epigraphs”, Archipel 73, 2007, p.168.

[１３]阮涌俰关于李氏世系的研究已非常清晰，参见阮涌俰：《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李为经生平事迹补遗》，《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研究》2015年第1期；《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曾佛霖生平事迹之补遗》，《南洋学报》2021年第75期。

[１４] Andrew Jackson, Art R. T. Jonkers, and M. R.Walker, “Four Centuries of Geomagnetic Secular Variation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A: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358, no.1768, 2000, pp.957-990.

[１５]屈广清、曲波：《海洋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１６] [荷]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马忠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１７]詹姆士一世认为荷兰人应当为在属于英国的北海捕捞鲱鱼的行为向他交纳捕捞费。查理一世则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宣示主权，包括北海。

[１８]参见陈自强：《就〈华夷变态〉谈康熙年间海外交通贸易的若干情况》，《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牛建强：《从风说书看日本德川幕府对清朝情势的关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华立：《从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看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仲光亮：《论江户幕府对中国情报的搜集、处理机制——以〈华夷变态〉中的风说材料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2期；孙文：《唐船风说：文献与历史——〈华夷变态〉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焦鹏：《清初广东对日本贸易——以〈华夷变态〉为中心》，《海洋史研究》2014年第2期；陈尚胜：《论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统一台湾问题的关注——以〈华夷变态〉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陈波：《17世纪末期明郑残部之南海移殖——以“唐船风说书”的记载为中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4年第2期；陈波：《明郑海商行迹琐议——以“唐船风说书”的记载为中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5年第1期；陈波：《三藩之乱期间琉球王国的外交抉择——以〈华夷变态〉的记载为中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6年第2期；[日]林春胜、林信笃：《唐船风说书》，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段立生：《日本古籍〈华夷变态〉与明清华侨史》，《华侨华人文献学刊》2021年第2期；程永超：《華夷変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関係史の研究》，大阪：清文堂出版，2021年。

[１９]《和兰风说书集成》（上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77年，第53号，第115页，转引自[日]松方冬子：《唐、兰风书中有关郑氏政权瓦解的讯息及其传日经过》，《台湾史研究》2012年第1期。《和兰风说书集成》两卷目前浙江工商大学的王侃良正在组织团队翻译，希望尽早看到史料中文译本出版。

[２０] [日]林春胜、林信笃编，浦廉一解说：《华夷变态》（上册），东京：东洋文库，1958年，第371-372、376页。在日本发表的日文论著中，对近世古文书通常不翻译成现代文，译文参见[日]松方冬子：《唐、兰风书中有关郑氏政权瓦解的讯息及其传日经过》，《台湾史研究》2012年第1期。

[２１]陈波：《风说书的世界：东亚视域下的明清鼎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242-243页。

[２２]每年抵达长崎的船都会被配给一个编号，以表示其在该年到达的顺序，船只通过编号而非船名来识别。参见Yoneo Ishii, “Introduction”, in Yoneo Ishii, ed.,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Translations from the Tôsen Fusetsu-gaki, 1674-1723,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8, p.5.

[２３]关于姓名中多带有“guan”，周凯《厦门志·风俗记》卷15“尚”条：“闽俗：呼人曰郎，呼公子、公孙曰舍，呼有体面者曰官。讹官为观，遂多以观为名者。”见包乐史、吴凤斌：《吧城公馆档案研究：18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２４]Yoneo Ishii, ed.,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Translations from the TôsenFusetsu-gaki, 1674-1723, pp.44-45.

[２５] Damrong Rajanubhab, Our Wars with the Burmese, Bangkok: White Lotus Co. Ltd., 2001, pp.254-265.

[２６]Yoneo Ishii, ed.,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Translations from the Tôsen Fusetsu-gaki, 1674-1723, p.47.

[２７] Michael Smithies, Three Military Accounts of the 1688 “Revolution” in Siam,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2.

[２８]Yoneo Ishii, ed.,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Translations from the Tôsen Fusetsu-gaki, 1674-1723, pp.49-51.

[２９]钱江：《王室、朱印船与唐船：近代早期暹罗王国与日本的海上贸易》，《海交史研究》2025年第2期。

[３０]有学者因此称之为“第一次东亚大战”，见石康（Kenneth M. Swope）：《龙头蛇尾：明代中国与第一次东亚大战：1592—1598》，周思成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3年。此战可谓重塑了17世纪初的亚洲政治格局，见[加]塞缪尔·霍利（Samuel Hawley）：《壬辰战争》，方宇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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