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丛谈 | 清末陕西方志地图绘制的转型

近十年来，地图绘制转型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探讨清末陕西方志地图的转型，可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视角。

原文 ：《清末陕西方志地图绘制的转型》

作者 |中共池州市委党校助教 沙浩冬

图片 |网络

中国历史上的地图与方志密不可分。陕西方志保有量较大，现存方志以清代最多、体系最为完备。据《陕西方志考》统计，陕西省现存清代方志达285种，大多附有地图，这为研究陕西方志地图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光绪十五年（1889），清廷正式开始编绘《钦定大清会典图》（即光绪《会典舆图》）。陕西为此设立舆图馆，制定《陕西省绘舆图章程》，严格把控地图质量。从《陕西省绘舆图章程》颁布算起，至鹿传霖上折奏报舆图测绘告成，陕西《会典舆图》整个测绘工作历时四年。在清末陕西方志地图转型中，技术应用与人才培养呈现先行态势，观念变化则潜移默化地发生于测绘过程中。

新式测绘技术的运用清代陕西首次运用实测技术测绘地图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钦天监官员及西洋传教士主导。康熙《陇州志》虽然对此有记载，但因成书距测绘不到一年，对主要测绘人员的记载尚有讹误，也未详细记述具体测绘技术，足见此次测绘并未在陕西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就本土测绘技术史的发展而论，陕西自主运用实测技术开展大规模测绘，实始于光绪《会典舆图》。

据《测绘浅说》记载，陕西省此次测绘主要采用导线测量法：选取直线道路为底线，测定距离及角度后按比例绘成草图，再选取待测地物，测量其方位角，以三角函数计算其与测点间的直线距离，依此法绘制出县内的基本地理形势。因当时陕西通晓几何数算之士较少，书中又提出“以量代算”之法。在具体的绘图技术方面，陕西在传统“计里画方”的基础上取得突破，采用“鸟里开方”绘法，即根据测量所得的直线距离等比例缩绘。

上述测绘技术此前未在陕西方志地图中出现，但在光绪《会典舆图》测绘之后，相关技术概念开始出现在陕西方志地图中。如成书于光绪十八年（1892）的《新续渭南县志》卷一《舆图志》所载《渭河出入县境图说》，实为光绪《会典舆图》测绘数据记录的直接反映。同期《富平县志稿》卷一用较多篇幅详述了周至清代地图技法的发展。因《陕西省绘舆图章程》及《测绘浅说》已于光绪十六年下发至陕西各府州县，而《富平县志稿》成书于次年，故方志编修者的技术知识极可能源于光绪《会典舆图》测绘工作。

专业测绘人才的出现陕西传统方志绘图者多为地方画匠或工于丹青的地方生员，缺乏专业测绘知识。为满足光绪《会典舆图》的测绘要求，陕西培养了一批掌握一定测绘技术的新式人才，他们随后投身于新修方志的地图绘制工作。

光绪《定远厅志》中关于测绘人才培养的记录具有一定代表性：“因延程广文学深、张明经联辉、茂才刘生丕承、王生朝梁等，设局讲求，潜心探讨，以窥奥义。刘生工绘事，偕程君不惮远涉，问津梁于通家，得测量之矩矱。”在定远厅选定参与光绪《会典舆图》测绘的四人中，刘丕承的测绘知识来源并不只限于《测绘浅说》，还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前往异地学习，掌握了基本的测绘技术。其绘制的《续刻定远厅全图》成为定远厅第一幅实测地图。类似案例还有光绪《葭州志》中《葭州疆域图》的绘制者任沅，曾参与光绪《会典舆图》的测绘工作。又如光绪《蒲城县新志》中的《（蒲城县）县境全图》与《（蒲城县）县境分图》是在“李茂才桐轩测绘原本”的基础上“重加考正”而成，此处的“李茂才桐轩”即李良材，他曾受聘于陕西省舆图馆，亦属光绪《会典舆图》测绘工作培养出的新式人才。

此外，部分绘制者虽无参与光绪《会典舆图》绘制的明确记载，但也吸收了相关测绘技术知识用于方志地图绘制，如《洵阳县志》中《洵阳县全图》的绘制者王治宏、光绪《靖边志稿》中《靖边县县境总图》的绘制者辛居乾等。

方志编撰观念的变化受光绪《会典舆图》编绘工作的影响，陕西地方官员与部分知识群体直接参与实测地图的编绘，改变了方志编修者对地图的传统认知，并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陕西多地的方志编纂。

首先，这一变化最直观的体现是这一时期陕西方志中实测地图的刊载。光绪十七年（1891）至宣统三年（1910）成书的24部陕西方志中，近半数附有实测地图。其中，使用光绪《会典舆图》测绘成果的有9部，分别为光绪《凤县志》《定远厅志》《葭州志》《洋县志》《洵阳县志》《蒲城县新志》《岐山县乡土志》《长武县志》《新续渭南县志》。光绪《靖边志稿》与《米脂县志》则载有地方自行测绘的实测地图。实测地图载入方志可谓蔚然成风。

其次，方志所附地图种类的调整亦值得关注。光绪十九年以后，受实测地图风气的影响，传统方志中常见的景观图、名胜图、书院图、衙署图等图类显著减少，新修方志多注重刊载疆域图、城池图等更具实用价值的地图种类。

最后，方志编撰者开始有意凸显实测地图的价值。例如，《新续渭南县志》同时收录采用传统山水形象绘法绘制的《渭河图》与测绘记录稿本《渭河出入县境图说》。编撰者在例言中称：“今依何志开方法，添以近日舆图馆派委测量之数，图又非无用物矣。”而“节录者以旧河图与新河图大致相同”，故采取传统绘图与实测数据并存的体例。这反映出，编撰者认为传统方志地图在融入实测数据后，便不再是无用之物。

陕西方志地图的转型是近代测绘技术冲击下由传统地图向实测地图的转变。受光绪《会典舆图》测绘的影响，导线测量、等比缩绘等新技术被运用到陕西本土的地图绘制中，涌现出以刘丕承、李良材为代表的本土测绘人才。这一过程重塑了地方官员与知识群体对地图功能的认知，推动了方志地图由“写意绘景”转向“实测求准”的观念革新。

[全文将刊发于《上海地方志》（季刊）2026年第3期]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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