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贵耕：当“有案不立”成为保护伞 ——邓世平沉冤十六年背后的制度之问

一桩命案，家属及时报案、疑点清晰，却被强行归类为普通失踪；凶手逍遥法外，作恶牟利长达十六年；真相最终揭开，依靠的不是常规的刑事控告与立案监督，而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自上而下的雷霆推动。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早已尘埃落定，主犯杜少平被判处并执行死刑，包括原校长黄炳松在内的 19 名公职人员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处。正义虽然最终抵达，但十六年沉冤留给社会的追问并未就此结束：是什么让“有案不立”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当普通群众的报案诉求遭遇地方关系网的阻隔，现行的刑事控告、立案监督制度，应当如何堵住程序漏洞，避免悲剧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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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案件完整经过，处处可见程序失灵的印记。2003 年 1 月，负责监督操场工程质量的新晃一中职工邓世平，因为多次举报工程偷工减料，与工程承包商杜少平结下深仇，随后惨遭杀害，遗体被连夜掩埋在学校操场的土坑之下。邓世平失踪之后，家属第一时间察觉到异常：失踪当晚，原本停工的工地连夜动用铲车回填土坑，杜少平与邓世平长期存在工程矛盾，多重可疑线索摆在眼前。邓世平的妻子、弟弟先后前往公安机关报案，明确提出被害人嫌疑，甚至推测尸体被埋在操场之下。然而，当地公安机关没有针对重大被害嫌疑开展侦查。没有深挖操场土坑，仅仅将命案降格处理为普通人口失踪，不予刑事立案。

此后十六年间，邓世平家属从未放弃维权。一遍一遍递交控告材料，往返各级公检法机关，寄出一封封举报信，但大量材料递交之后如同石沉大海。杜少平在保护伞的庇护下，不仅没有被追责，还组建起恶势力团伙，从事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等各类违法活动，在当地横行无忌。直到 2019 年，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组进驻湖南，家属再次递交举报材料，线索得到交办，案件才迎来转机。警方开挖操场跑道，发掘出邓世平的骸骨，DNA 鉴定还原了十六年前的血腥真相，这桩被人为捂住的命案终于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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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司法调查揭开了 “有案不立” 背后的利益链条。杜少平的舅舅黄炳松时任新晃一中校长，案发之后多方斡旋、送礼请托，腐蚀拉拢公安系统多名公职人员。时任县公安局政委杨军等人收受好处，刻意扭曲案件侦查方向，隐瞒关键线索，阻挠立案侦查。部分办案人员故意延迟物证送检、回避对埋尸地点的勘查，向上级报送虚假调查结论，一桩命案就在人情勾兑与权力包庇之下被长期封存。19 名涉案公职人员中，10 人因徇私枉法、玩忽职守被判处刑罚，其余人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铁一般的判决证明，本案的 “有案不立”，并非证据不足造成的技术困境，而是权力干预司法带来的人为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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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场埋尸案不是孤例。现实当中，类似“有案不立、压案不查、线索空转”的困局依然值得警惕。徐州李纯孝控告梁勇涉嫌诈骗、职务侵占、虚假诉讼等多项重罪，涉案金额七千余万元，早期公安已经出具起诉意见书，案件拥有公安部、最高检督办的背景，却遭遇十五年维权僵局。群众上门递交控告材料，遭遇层层推诿，“三个当场”“首接责任制”写在墙上，现实中却沦为一纸标语，报案人连递交材料、获取报案回执都困难重重，刑事控告程序陷入闭环空转。两起案件跨越不同地域、不同案件类型，却暴露出高度相似的治理痛点：当地方形成利益捆绑，群众的报案控告渠道就可能被人为堵塞；纸面的制度规范，如果缺少刚性的监督与追责，就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权利保障。

从法律设计来看，我国刑事诉讼体系早已搭建起报案、受案立案、检察立案监督的完整链条。法律明确规定，对于群众的报案、控告，公安应当依法登记受理；对于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被害人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公安说明不立案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部推行“三个当场”制度，明确要求群众上门报案，必须当场登记、当场接收证据、当场出具回执，首接单位不得随意将报案群众向外推诿，目的就是从源头破解报案难、立案难的顽疾。

但是操场埋尸案的悲剧充分暴露了这套制度在落地过程中的短板。首先，立案监督天然存在“事后、被动”的属性。检察机关获取线索高度依赖当事人的申诉控告，如果报案环节就被人为拦截，群众拿不到正式的不予立案文书，很多时候连申请检察监督的入口都无法获得。监督更多属于建议性质，缺少直接替代侦查机关启动侦查的强制手段，一旦地方公权力形成利益共同体，监督就容易被消解、架空。其次，“有案不立”的追责机制过去相对薄弱。部分办案单位可以用“属于民事经济纠纷”“证据尚不充分”作为挡箭牌，将刑事案件拒之门外，拒收材料、不出具回执这类程序违法，常常仅仅作为工作瑕疵处理，难以触发严厉的纪律与刑事追责。再次，属地管辖模式在遭遇地方保护伞时会陷入失灵。案件线索、侦查权限全部掌握在本地办案机关手中，本地人情、利益关系可以直接干预案件走向，普通控告人很难依靠个人力量冲破壁垒。

更值得深思的，是 “偶然正义” 的高昂代价。邓世平沉冤昭雪，依靠的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外力介入，依靠家属十六年不计代价的坚持。这种正义实现模式偶然性极大，需要当事人及其家庭耗尽半生的精力财力去反复申诉，并不是可以复制的常态化救济路径。倘若没有督导组的到来，邓世平的冤屈可能会永远掩埋在操场泥土之下。正如不少评论指出，迟到的正义终究带着难以抹平的伤痕，司法制度不能把洗雪冤屈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当事人经年累月的上访举报，寄托于专项行动的偶然眷顾。

“有案不立” 的危害，远不止个案的正义缺失。当命案可以被压成失踪，巨额财产犯罪控告可以层层推诿，受损的不只是个体当事人的权益，更是整个刑事司法的公信力。法律赋予每一位公民报案控告的权利，这是普通人面对犯罪侵害时第一道救济闸门。闸门一旦被人为关上，群众便会对法定程序失去信心，信访、越级申诉就会大量滋生，消耗巨大的社会治理成本。黑恶势力与腐败分子正是看准立案环节的漏洞，把 “有案不立” 当成自己的保护伞，敢于肆无忌惮实施违法犯罪。

破解 “有案不立” 的困局，需要从个案反思走向制度层面的补短板。第一，要强化受立案程序刚性约束，真正落实 “三个当场”、首接责任制，把是否完整登记报案、出具回执纳入执法考核，对于拒收材料、口头推诿、不给书面文书的行为，明确纪律惩戒后果，杜绝制度 “上墙不上心”。第二，做实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刚性力量。改变监督过度依赖当事人提交线索的现状，探索对受立案数据常态化筛查，针对长期不立案、反复退回线索的案件主动介入核查；完善不立案说理机制，不允许以口头答复替代书面理由。第三，健全异地管辖、提级办理机制。对于明显存在地方干预、关系网干扰的重大刑事控告案件，畅通当事人申请上级公安提办、异地指定侦查的渠道，跳出属地利益的束缚，打破 “本地人查本地案” 的困局。第四，完善法检公线索移送闭环管理。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发现刑事犯罪线索，移送公安之后，接收单位不能随意无理由退回，对全部线索登记留痕，对于无故搁置线索的开展执法督察。，杜绝民刑程序人为割裂。第五，压实失职渎职的追责链条。对于徇私压案、包庇犯罪的公职人员，不仅要追究刑事犯罪，也要对程序不作为、推诿报案的行为加大问责，让 “压案不查” 不再存在灰色缓冲地带。

法治的底线，在于 “有案必接、有罪必查”。操场埋尸案尘埃落定之后，凶手得到严惩，保护伞纷纷落马，但留给全社会的制度叩问不能随风消散。一纸无罪判决可以告慰逝者，可十六年被偷走的人生，家属无数次奔走的煎熬，永远无法复原。我们期待的不只是冤案发生之后的平反纠错，更要筑牢立案这第一道司法防线，不让 “有案不立” 再成为罪恶的保护伞，让每一位遭受不法侵害的普通人，不必耗尽半生的时间，才能够等来迟到的正义。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