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去世后，周恩来补写追悼词，毛主席看后却批示：不宜作功过评论

1972年1月10日下午，北京八宝山，毛泽东临时决定前往陈毅追悼会。几天前，陈毅已经离世。原本规格受到多方因素影响的追悼会，因为毛泽东的到来，气氛和安排都发生了变化。

这场追悼会前后，真正引人注意的并不只是毛泽东亲自参加，更有一份追悼词的修改。周恩来审阅稿件时，补写了“陈毅同志一生，功大于过”的意思。稿件送到毛泽东手中后，这句话却被删去，并留下批示：“基本可用，但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这不是对陈毅评价的否定，恰恰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分寸。

陈毅和毛泽东的关系，不能只用“老战友”三个字概括。两人之间有长期合作，也有公开分歧；有误解，有争论，也有在关键时刻彼此承认错误的经历。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此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被一些人称为井冈山的“四架马车”。这个称呼未必是正式职务，却说明陈毅在早期革命队伍中的位置相当重要。

真正尖锐的冲突，发生在1929年。

当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的领导方式和建设原则，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陈毅主持会议，并在集体意见基础上参与了撤销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的决定。

问题在于，这一决定没有得到党中央事先同意。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周恩来听完后，明确指出，撤销毛泽东职务的做法不妥，陈毅也意识到自己在这件事上负有责任。随后，中央通过“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建设和党对军队领导的主张。

陈毅带着中央意见返回部队，和朱德商量后，先后写信请毛泽东回来。那时的陈毅并没有绕开矛盾，而是承认自己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做法“犯了一次严重错误”。这份检讨很重，却也十分关键。

毛泽东起初没有立即答应，甚至在信中批评陈毅希望自己成为“八面美人”。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加，会议讨论持续数日，仍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现实很快证明，红四军不能缺少毛泽东。

在中央意见和陈毅来信的共同作用下，毛泽东最终返回部队。1929年11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要原则，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段经历解释了陈毅晚年为何始终对毛泽东抱有复杂而深厚的感情。他不是没有过不同意见，也不是从未犯过错误，但他能够在事实面前调整判断，更能够在关系紧张时承担责任。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群众，陈毅也在现场。他向毛泽东谈到自己过去的错误，说曾经两次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只是摆摆手表示，即使陈毅第三次反对自己，也仍然会同他合作，并会保护他。

这段谈话的具体背景，后来有多种记述，但它反映出的，是两位老战友之间一种特殊的信任。信任并不等于没有分歧，恰恰是在经历过分歧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共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毅受到冲击，身体状况也不断恶化。周恩来在繁重工作之余，多次过问他的治疗和生活。陈毅病重期间，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老同志也曾前往探望，病房里常常十分安静，大家没有多少话，只是陪着他。

1971年12月，陈毅病情严重。有一次醒来后，他提出要吃面条，并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自己想提前吃面条庆祝。实际上，那天是12月24日。身边人没有纠正他，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句话背后是一个老战友对毛泽东的惦念。

1972年1月4日，陈毅病情已近末期。家人守在床边时，他短暂清醒，断断续续说出“要一直向前，战胜敌人”等话。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追悼词送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想到两人从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开始的交往，也想到陈毅半个世纪的革命经历，于是补写了“功大于过”的评价。这个判断有历史依据，但毛泽东认为，追悼会的悼词不宜展开功过评议。

原因并不难理解。追悼会是悼念逝者的正式场合，不是讨论历史问题的会议。若在悼词中直接评定功过，容易把复杂的历史经历压缩成一句结论，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争论。毛泽东保留了对陈毅革命贡献的肯定，却没有让悼词变成一份带有争议性的政治评语。

1月10日，毛泽东来到追悼会现场。他对张茜说，陈毅是井冈山的人，是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这是做了结论的嘛”。随后，他坚持参加仪式，佩戴黑纱，向陈毅遗像和骨灰盒三鞠躬。

悼词最终没有写“功过评论”，但陈毅参加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参与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事实，并不会因一句话的删改而改变。对一位经历过战争、建设和政治风浪的老将而言，历史留下的，不只是悼词中的文字，还有他在关键关头作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