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北京，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带着一份报告走进了李先念的办公室。报告的内容很具体：江西要拨款20万元，修建一座采茶剧院。
这笔钱放在当时并不算小数目。李先念听完汇报后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向水静说明了财政安排的难处。地方建设项目很多，能够动用的资金却有限，不能只凭地方需要就开口批款。
水静没有争辩。她知道，李先念的顾虑并不是针对江西，而是要把有限的国家资金用在最紧要的地方。走出办公室后，她想起了薄一波和夫人胡明。
水静与胡明相识已久。她曾在杨尚奎身边工作，后来又担任机要秘书，因工作关系接触到不少中央和地方干部。相比普通交往，她与薄一波夫妇来往尤其密切。
几个人商量后，约在周末到北京西山游览。同行的还有李先念和夫人佳楣。名义上是看红叶，水静心里却装着那份没有获批的报告。
到了西山，众人在凉亭休息。水静抓住机会，再次讲起江西修建剧院的事情。她没有只说文化需求，而是把剧院的实际状况、群众反响以及安全隐患一一说明，随后从包里取出报告，递给李先念和薄一波。
李先念没有马上表态。薄一波对江西情况比较熟悉，接过材料后，从几个方面分析：所需金额有限，江西属于革命老区，采茶戏又深受群众欢迎。这个项目不是单纯修一座房子，也关系到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公共安全。
谈到这里，李先念把目光转向薄一波，说：“你先签字，我再签。”
一句话，事情有了转机。薄一波签下意见后，李先念也同意了这项拨款。随后，20万元专款拨到江西，破旧的采茶剧院终于有了改建条件。
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办成，并不只是因为水静“会求人”。更关键的是，她清楚项目的分量，也懂得用事实说明问题。采茶戏在江西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剧院破旧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样不能忽视。
当时没有电视，地方剧场是许多群众接触文艺演出的重要场所。采茶戏在江西流传很广，《志愿军的未婚妻》等剧目演出时，曾受到热烈欢迎。对普通百姓来说，看戏并非可有可无的消遣，而是难得的公共文化生活。
水静后来回忆，她与胡明关系很熟，去薄一波家里次数很多，“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这种交往并非始于这次求款，而是多年革命和工作经历逐渐积累下来的信任。
有一次，几个人谈到读书，薄一波问水静平时看什么。水静说，政治书要看，平时也喜欢小说，读过四大名著和鲁迅的作品。
薄一波听后，让胡明打开书房，并对水静说：“你进去看看，喜欢什么书可以拿出来。”
书房里的藏书让水静印象很深，尤其是多个版本的《红楼梦》。她当即提出想要一套线装本。薄一波问她是不是研究《红楼梦》，水静回答，毛泽东曾要求她认真读这部书，至少读五遍，因为其中不只是故事，也包含对社会和历史的描写。
那套书水静一直保存着。后来，她想起书上还没有薄一波的题字。2000年，她到北京看望薄一波时提起此事。薄一波问书是否带来，得知没有，便答应下次补题。
2001年5月，水静带着书再次到北京。薄一波在扉页写下：“赠水静同志 薄一波 二〇〇一年五月。”这份题字，留下了两家人长期交往的一个细节。
水静1929年出生于安徽长江北岸一个小镇，家中有四个女儿。她是最小的孩子，能够获得读书机会，在当时并不容易。抗日战争时期，她亲眼见到日军暴行，1944年9月参加新四军，当时还未满16岁。
抗战胜利后，她随部队前往东北，后在辽东军区第四分区工作。1948年冬，辽沈战役结束后，她又随部队参加平津战役。1952年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后来与杨尚奎相识并结婚。
杨尚奎曾提醒她，待人要热情诚恳，遇事要冷静慎重，做事不能抱侥幸心理。婚后，水静既照顾家庭，也承担接待、传递文件和转达意见等事务。1959年起，经杨尚奎同意，她担任机要秘书，接触的工作范围明显扩大。
这段经历，使水静熟悉了机关运转，也懂得不同层级处理问题的分寸。她替江西争取剧院经费，并不是凭夫人身份简单开口，而是把地方实际情况带到能够作出决定的人面前。
2007年1月15日，薄一波逝世。年近80岁的水静因年老多病，未能亲自赶往北京参加追悼会。她让大女儿、大女婿和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女儿代为前往，并特意嘱咐：一定要把薄伯伯送到八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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