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鄂豫皖苏区创始人之一，建国后长期休养，却享受元帅级工资待遇

1955年，首都开始实行新的工资制度。授衔名单公布时，郑位三没有军衔，也没有出现在政府部门的任职名单中。此时的他，已经因长期战争和积劳成疾卧床休养。但在工资定级上，他却被确定为行政三级，享受相应的副总理级待遇，民间因此称其为“拿元帅工资”的开国元勋。

这件事容易引起疑问：一个没有军衔、建国后也未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为什么会得到如此高的待遇？答案不在某一场战斗，而在鄂豫皖苏区最艰难的创建、坚持和保存过程中。

郑位三1902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1925年，他参加革命，后来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打击，黄安地区也面临白色恐怖。有人劝他暂时离开，他却没有走。

1927年秋，郑位三前往汉口，请示长江局。罗亦农向他说明了形势：“黄安的群众基础还在，必须回去，把队伍重新组织起来。”这句话并非简单的动员，而是把一个人的去留，同鄂豫边地区革命能否继续联系在了一起。

同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起义军一度攻占黄安城，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武器缺乏，加上缺少稳定的根据地，部队很快遭到反扑。城池失守后，革命并没有结束。郑位三与戴克敏等人带领余部转入木兰山，坚持打游击。

失败之后怎么办，往往比起义本身更能检验领导者。郑位三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一次攻城上，而是开始寻找能够长期立足的区域。他把目光放到了柴山保。这里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群众生活困苦，革命影响又较深，适合建立小块根据地。

部队进入柴山保后，郑位三一面组织武装，一面发动群众、筹措粮食、建立基层政权。这样的工作看起来不如冲锋陷阵显眼，却决定着队伍能不能活下来。到1929年，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已经初步形成，随后又逐步向大别山腹地发展。

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郑位三先后负责内务、财政经济等工作，并参与根据地政权建设。打仗需要枪，枪需要供给，供给又离不开土地、粮食、税收和地方组织。正是在这些具体事务上，他成为鄂豫皖苏区的重要创建者之一。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郑位三没有随军转移，而是留在当地坚持斗争。这个选择意味着，他要面对敌军反复清剿，也要承担根据地被破坏后重新组织力量的压力。

他把分散的地方武装重新整合起来，先后恢复多支游击力量，各县建立独立团、战斗营和游击队，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后来红二十五军重建，郑位三又持续输送兵员、武器和粮食。鄂豫皖红军能够重新站住脚，地方组织的支撑不可忽视。

代价同样沉重。郑位三的父亲长期在山区活动，患病后死于山中；母亲因饥饿误食有毒野菜中毒身亡；他的前妻为躲避敌人追捕，最后冻死在逃亡途中。家人接连遭遇不幸，他仍然留在队伍里。

1934年，郑位三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部队转战。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他又留下领导地方游击战争。两年间，部队从六百多人发展到两千多人，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长，而是在敌军封锁、粮食短缺和交通困难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群众联系的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鄂东北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书记。皖南事变后，郑位三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张云逸。长期处在战争一线，使他的身体逐渐透支，但组织工作和军事斗争始终没有真正停下来。

抗战胜利后，郑位三进入中原局领导核心，任中原局常委、代理书记，并担任中原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中原突围开始。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包围，郑位三与李先念等共同组织部队分路突围，六万余人冲破约三十万敌军的封锁，保存了中原部队的骨干力量。

中原突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转移。部队既要摆脱围追堵截，又要处理伤员、群众和部队分散后的联络问题。郑位三主要负责政治动员与整体协调，许多决定都关系到数万人的生死。毛泽东曾对中原突围给予高度评价，这段经历也成为郑位三革命生涯中的重要一页。

遗憾的是，长期劳累最终击垮了他的身体。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主要休养，没有再担任公开职务。1955年实行工资制度时，组织依据他的历史贡献和革命资历，将其定为行政三级。这一级别在待遇上与元帅相当，但它属于行政工资等级，并不等同于军衔。

郑位三没有把这份待遇当成个人享受。据家人回忆，他生活一直俭朴，还把部分收入寄给革命老区的烈士遗属和后代。女儿郑复康曾说，父亲很少用训斥的方式教育子女，更看重自己的行为：“他相信身教重于言教。”

1975年，郑位三病逝，享年73岁。党组织评价他长期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一生。那份行政三级工资，表面上是制度给予一位老同志的待遇，背后对应的，却是他从黄麻起义、鄂豫皖根据地，到中原突围所承担的责任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