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6年9月初，延安的一份电报，牵动了山东与华中两大战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经过研究，曾考虑派徐向前前往山东，负责鲁南前线的指挥。陈毅得知后，没有迟疑，也没有推诿，而是连续发电表示欢迎。
这件事看似是一次军事人事调整，背后却有着十分现实的战场压力。全面内战爆发后，陈毅率山东野战军南下淮北，试图在运动中寻找战机。1946年7月27日，山东野战军发动朝阳集战斗，经过两昼夜激战，歼敌5000余人，打出了部队的信心。
但胜利并没有马上转化为全局主动。
朝阳集战斗之后，部队转向泗县。这里由国民党桂系第7军第172师等部防守，守军人数并不算多，却有长期作战和固守经验。相关资料记载，该师官兵平均服役时间较长，防御训练较扎实，泗县城也具备一定的防守条件。
问题出在兵力使用上。
攻城部队虽然拥有一定优势，但真正投入城防主攻的兵力只有6个团，而且其中近一半还要牵制外围据点。这样一来，战役层面的兵力优势，被分散成了局部进攻中的兵力不足。1946年8月的泗县战斗，最终歼敌3000余人，但山东野战军伤亡较大，主攻的第8师伤亡更在2000人以上，攻城计划被迫放弃。
败仗带来的影响，不只体现在伤亡数字上。
部队内部出现了悲观情绪，牢骚和埋怨也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继续向淮北、华中推进，山东与华中之间的战略联系面临被切断的危险。战局越发被动，中央不能不重新审视前线的指挥配置。
有意思的是，徐向前并非来山东“接管一切”。按照当时的设想，中央准备让他负责鲁南前线，陈毅则负责淮海方向，并统筹鲁南、苏中、胶济等地的作战。这是分担压力、加强重点方向指挥的一种安排，并不等同于简单撤换。
不过，陈毅当然明白其中的分量。
一名战区主要指挥员，在连续作战不顺的情况下，中央考虑另派名将加强指挥，意味着原有指挥方式需要调整。换作旁人，难免产生顾虑。陈毅的处理却很干脆，电报中明确表示欢迎徐向前来鲁主持工作。
他等了20多天，徐向前仍没有到来。
徐向前当时还承担着晋冀鲁豫地区的作战任务，未能按计划赴山东，并不是一句“没有来”就能解释清楚的。战场牵制、部队调动和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布局，都影响着这项安排。中央的设想没有立即落实，山东战场的困难却仍在加深。
这段等待，并没有让陈毅把责任推给别人。
1946年10月4日，陈毅给第8师领导写信，直面泗县失利。他在信中承认，部队没有打好，主要责任在统帅，自己在作战指挥上犯了错误。这个表态很重，因为泗县战斗的伤亡，恰恰集中反映了部署和指挥上的问题。
更难得的是，他在承担责任的同时，没有把第8师一概否定。陈毅肯定该师是一支优秀部队，纪律严明，战斗作风过硬。对基层官兵而言，这种话不是空洞安慰，而是把“仗没打好”和“部队不行”明确区分开来。
第8师领导受到很大触动。
前线部队最怕的，不只是伤亡，更怕失败后被层层追责、士气涣散。陈毅把责任先揽到自己身上，既稳定了部队情绪，也为重新研究作战方针留下了空间。不得不说，这种处理方式对一个身处压力中心的高级指挥员而言，需要相当的担当。
与此同时，陈毅开始寻找改变战场格局的办法。他与华中军区领导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等人多次商议，认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若各自为战，兵力、指挥和后勤都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尽快实现统一。
陈毅曾向有关同志表达过尽快会师、改变局面的意见。这个思路，并不是为了掩盖泗县失利，而是从一次战斗的得失，转向整个华东战场的力量重组。山东野战军擅长大兵团作战，华中野战军在苏中等地积累了丰富的运动战经验，两者合在一起，能够减少内耗，也便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随后同意两军合并，并明确要求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加强团结协作。大政方针共同商定，具体战役指挥则由粟裕负责。这一安排，既保留了陈毅的全局统筹作用，也充分发挥了粟裕在战役指挥上的长处。
徐向前最终没有赴山东，但中央原先提出的“加强鲁南指挥”这一问题，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通过两军合并和新的指挥体制得到解决。陈毅没有把个人职务看得过重，反而主动推动力量整合，这对华东战场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
1946年12月的宿北战役，成为合并后华东部队取得的重要胜利。随后，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相继展开。战场指挥关系逐步理顺，山东与华中部队之间的协同也越来越成熟，华东野战军的作战体系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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