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延安“五五”学习节：一段被岁月尘封的珍贵历史往事

1940年6月6日，延安中央大礼堂，朱德、任弼时等人出席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台下近千名干部等待一项特殊表彰：39个学习小组被评为模范，朱德则被评为模范学员。

战火中的延安，为什么要把读书学习办成一件郑重其事的大事？答案并不复杂。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干部来源不同、文化程度不一，许多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却缺少系统理论训练。队伍大了，单靠个人摸索已经不够。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一个领导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不能没有革命理论、历史知识和对实际运动的深入了解。他提出把全党办成一所“无期大学”，并倡议开展学习竞赛。

这不是一句口号。

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专门组织和推动干部教育。此后，党的组织系统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政治机关，也陆续承担起干部学习的计划、管理和检查工作。

同年3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公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按照文化水平和工作状况，把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程度较高的干部学习联共党史，文化较好的新干部学习党的建设，基础较弱者则同时补习文化和政治理论。

分层教学，正是当时的现实需要。

1939年5月20日，延安各机关、学校和团体的一千多名代表，在陕北公学礼堂参加在职干部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要建设一个独立、有战斗力的大党，就必须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作骨干。

会场上有人问：“工作这么忙，学习能坚持下去吗？”

得到的回答很明确：“越是工作忙，越要有计划地学，不能把学习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

这句话，道出了延安学习运动的难处，也说明了它为什么要制度化。

1940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把课程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初级包括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游击战争和社会科学常识；中级涉及近代世界史、马列主义、联共党史和军队政治工作；高级则学习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论及军事理论。

课程安排有一个鲜明特点：由浅入深，由中国问题逐渐进入世界和理论问题。干部不是一律使用同一把尺子，而是根据基础确定学习内容。这样的安排，避免了文化程度较低者听不懂，也防止有基础者停留在简单背诵上。

同年2月，中央又要求各地创办党校；3月24日，中央书记处进一步调整在职干部分类和课程。正是在这一系列制度铺垫下，5月5日被确定为干部“学习节”。这一天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后来被称为“五五”学习节。

第一届学习节于1940年5月5日举行。它并非单纯的纪念活动，而是对前一阶段学习运动的一次检验。6月6日的总结大会上，李维汉作报告，既肯定成绩，也批评了把学习当成装点门面的错误倾向。陈云、张闻天领导的高级学习组获评模范小组，朱德获评模范学员，说明学习不只是年轻干部的事情，领导干部同样要带头参加。

有意思的是，第二届学习节的重点发生了变化。1941年，延安不再满足于“参加了多少人”，而是追问“究竟学到了什么”。此前中央宣传部已提出，要提高干部教育质量，加强辅导、答疑、检查，并研究课程和教学方法。

张闻天在《提高干部学习质量》中强调，干部要养成独立阅读和独立研究的能力，不能满足于道听途说，更不能成为只会背诵名词的“空头马列主义者”。这番批评很尖锐，却切中了当时学习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到1941年第二届学习节，参加学习的干部达到五千人。人数增加固然重要，但学习质量、社会知识和实际调查，开始成为更受重视的内容。

1942年，第三届“五五”学习节与延安整风结合起来，参加者增至一万余人。此时的学习已经不再局限于课堂和小组，而是同思想作风、调查研究、联系实际紧密结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批评的，正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脱离中国实际的现象。

《解放日报》改版后开辟《学习》专栏，中央宣传部也明确把整风看作一场学习运动。读书、讨论、检查和实践，被放进同一套思想训练之中。延安整风持续两年，学习由临时性活动逐步转为较稳定的组织制度。

“五五”学习节只举办了三届，却牵动了机关、学校、部队和各级地方。它推动的不只是识字和读书，更是干部教育体系的形成。许多后来承担重要工作的干部，正是在延安时期完成了从实践经验到理论自觉的转换。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时，这片土地上的学习制度和学习风气并未随机关转移而中断。对于一个处在战争环境中的政党而言，能否把分散的个人求知变成有组织的共同训练，曾经是关系队伍能否成长的大问题。延安的“五五”学习节，留下的正是这段历史中一处不太显眼、却十分关键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