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特雷斯：安理会五个有否决的国家，三个都来自欧洲，这不可持续

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手握关键否决权，席位分配格局极不均衡。

欧洲仅少数国家，却独占三席，而拥有54个联合国成员国、人口众多的非洲大陆，至今没有一席常任席位。

任期将尽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度痛陈这一历史不公，直言现有治理格局早已落伍、难以为继。可五常手中的权力，真会主动让出来吗？

8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再次谈到安理会改革。他提出，安理会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中，有三个来自欧洲，这种安排放到今天，已经很难说合理。

这三个国家分别是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这里需要说明，俄罗斯虽然横跨欧亚，但古特雷斯在这次谈话中把它归入欧洲范围。

剩下的两个常任理事国，是中国和美国。

五个国家都拥有一票否决权，只要其中一个在涉及实质性问题的决议上投反对票，决议就可能无法通过。

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另外10个席位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只有两年，而且不能连续连任。

也就是说，大多数国家只能轮流进入安理会，真正能够长期影响重大安全议题的，仍然是五个常任理事国。

联合国现行成员结构和常任席位安排，可参见联合国研究指南。

这套制度形成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希望把几个最强大的国家纳入同一个安全框架，让它们在联合国体系内保持沟通，避免再次发生全球性大战。

赋予战胜国特殊权力，确实有当时的现实考虑。

问题是，八十多年过去，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口、经济、地区影响力和国际议题都重新分布，但安理会的核心座次几乎没有改变。

欧洲只有四十多个国家，却有三个国家掌握否决权；非洲有54个联合国成员，却没有一个常任席位。

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改革谈判中长期提出增加至少两个常任席位，并要求新成员拥有与现有常任理事国相同的权利。

所以，古特雷斯说“不可持续”，并不是简单地针对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也不是说这三个国家没有资格留在安理会。

他真正指出的是，今天的权力分配，已经无法完整反映今天的世界。

一个代表全球的机构，如果让大片地区长期处在核心决策之外，它的权威自然会受到影响。

古特雷斯这次谈安理会改革，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判断：世界正在进入多极化阶段，但现有国际机构还没有跟上。

在《金融时报》专访中，他谈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长期对峙，也提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他的意思很明确，传统超级大国依靠军事、经济和政治压力，迅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已经越来越困难。

过去那种“强国出手，很快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正在发生变化。

这并不意味着大国失去了影响力，更不意味着武力已经没有作用。

它说明的是，单靠力量压服对手，往往很难换来真正稳定的结果。

局势可能被暂时改变，但冲突背后的利益、民族矛盾和地区竞争，并不会因为一次军事行动就自动消失。

问题也因此转移到了联合国身上，大国无法轻易解决冲突，却又可以利用否决权阻止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

安理会一旦被否决机制卡住，联合国就很难形成统一行动。

决议无法通过，调解空间被压缩，很多国家便会转向地区组织或临时联盟解决问题。

久而久之，安理会的存在感会下降，联合国的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

但换个角度看，否决权当初被设计出来，也不是为了让五个国家随意阻止所有行动，而是为了防止联合国直接对主要大国采取它们无法接受的强制措施。

没有这层保障，几个军事和经济大国可能根本不会接受联合国体系。

因此，否决权既是安理会最受批评的部分，也是维持大国参与的重要条件。

真正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没有否决权，五常可能不愿意继续接受安理会约束；保留否决权，安理会又可能在重大冲突中陷入停摆。

古特雷斯的担忧，是这套旧制度正在同时失去效率和代表性。

他的第二个任期将在2026年12月31日结束，联合国已经启动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工作。

联合国关于秘书长任期和换届安排的说明 在任期即将结束时，把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放在一起谈，说明他关注的并不只是一个席位问题，而是整个国际秩序能不能适应新的力量分布。

安理会改革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一直很难真正落地。

原因并不只是五常不愿意放权，还在于新增席位应该给谁、给多少、是否拥有否决权，这些问题本身就充满争议。

非洲方面的诉求相对明确，希望至少增加两个常任席位和五个非常任席位，并纠正非洲长期没有常任代表的历史缺口。

但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也有自己的要求。

印度、日本、巴西、德国等国家经常被视为潜在人选，可每个国家背后都有地区竞争和政治分歧。

一个国家进入常任席位，周边国家未必愿意接受；如果同一地区只能增加一个席位，谁来代表整个地区，也很难达成共识。

否决权更是最敏感的问题，若新成员只有常任席位、没有否决权，表面上是扩大了安理会，实际上仍然会形成新的等级差异；如果新成员拥有完整否决权，五常就会从五个变成七个、八个甚至更多，安理会决策可能更加缓慢。

更关键的是，联合国宪章本身给改革设置了很高门槛。

根据第108条，宪章修正案不仅要获得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通过，还要得到三分之二会员国批准，而且必须包括全部五个常任理事国。

《联合国宪章》第108条 换句话说，想改变五常制度，最后必须得到五常全部同意。

这就形成了一个现实困局：要削弱某种特权，必须先让拥有这种特权的国家点头。

五常可以支持扩大代表性，也可以同意增加非常任席位，但只要涉及否决权、席位排序和地区利益，立场就会迅速变得谨慎。

因此，安理会改革很可能不会一步到位。

比较现实的方向，可能是先增加非洲和其他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席位，延长部分非常任理事国任期，限制否决权在极端人道危机中的滥用，同时提高否决理由的透明度。

这样的变化未必能立刻解决安理会瘫痪问题，但至少可以让更多国家进入核心讨论。

古特雷斯说“权力不是被赐予的，而是需要争取的”，这句话既是在提醒没有席位的国家，也是在提醒现有大国。

国际秩序不会因为一场演讲就自动改变，改革也不会因为大家都承认不公平就马上发生。

真正决定结果的，仍然是各地区的协调能力，以及大国是否愿意为制度的长期公信力作出部分让步。

安理会改革的最终目标，不是简单地把五常扩大成七常、九常，而是让一个拥有重大权力的机构，重新获得更多成员的信任。

世界已经不是1945年的世界，国际机构如果始终停留在过去，迟早会被新的现实推到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