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过错扶老人被索赔1.9万！讹诈，什么时候成了一本万利的事情

让碰瓷者、讹诈者按诈骗罪论处，付出法律代价。
现在讹诈者，成了拿钱，不成道个歉了事。
这是在鼓励大量老人和老人家属去当讹诈者

这两年有一个问题被反复提起，答案却越来越模糊：看到老人摔倒，你扶还是不扶？

就在前几天，又一起“扶老人被索赔”的事尘埃落定。

被家属索赔1.9万元已经退还。

家属对媒体说了一句话：“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

这句话听起来无比正常——没有错就不该赔，这不是常识吗？

但从家属嘴里说出来的语气，却像是一个“新发现”，仿佛他们刚刚接受了一个陌生的道理。

当“没做错就不该赔”需要被“认可”，当扶个人需要提前确认自己会不会被讹诈，这个社会的信任链条已经在某个环节断了。

一、不是碰瓷，是“扶不起”

这些年我们听过太多类似的版本——老人倒地，有人伸手，然后被摁住：“你撞的我。”

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拉扯、自证、调解，甚至打官司。

即使监控录像还原了事实，即使路人作证，即使法院判了清白，被冤枉的人也已经身心俱疲。

而那些讹人的人，尤其是讹人未遂的，大多全身而退。

道个歉、说一句“误会”，这件事就算翻篇了。

可被冤枉的人呢？

时间、精力、精神压力，全搭进去了。

监控录像还原清白，那是运气好；如果没有监控呢？如果现场正好没有目击者呢？后果可能完全不同。

以前我们总把这些事归结为“个别现象”。

但当一个“个别现象”反复出现，反复到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反复到变成一个梗——“扶不扶”——这就不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而是系统的问题。

一个正直的人因为做了正确的事而被卷入漫长的诉讼，一个想讹钱的人只要咬定不放，就能逼对方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这本身已经构成一种结构性不公。

二、“讹”的生意经：成本极低，收益极高

为什么这类事屡禁不止？

说到底，是因为讹诈的成本太低了，而回报预期又极高。

如果一个老人摔倒，有人伸手，他咬定是对方撞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成功了，家属可以从对方那里拿到一笔赔偿，无论是协商解决还是诉讼判决。

如果失败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大多数情况下是道个歉、把钱退了，或者被批评几句。

不会坐牢，不会留下犯罪记录，不需要付出实质性代价。

这本质上是一场“零成本赌博”。

赌赢了，拿钱；赌输了，退钱，不亏。

这是一场游戏规则对讹诈者极度友好的赌局，被讹的人无论赢输，都已经输了时间和精力。

当一种行为的潜在收益远大于潜在风险，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参与。

这不是道德问题，是激励机制问题。

三、一个文明不该靠“监控”才能维持

这几年，很多城市在公共区域加装了摄像头。

有人说，“有监控就好办了，不怕被讹。”

但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我们需要靠摄像头来证明自己没有做错事。

中华文明几千年的道德共识，核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社会之所以能运转，不是因为每一个角落都有摄像头，而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一件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个信念一旦松动，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就会出问题。

一个社会如果普遍“赖”过了没事，讹过了没人追究，行善的人反而要自证清白，那这个社会的“文明成色”就需要重新审视了。

我们不是没有法律。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见义勇为免责”的条款，《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也写明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但法律只管“定责”，不管“启动”。

一个被讹的人依然需要走完从被指控到被证清白的全部流程。

这个流程本身，就是一种成本和惩罚。

很多人怕的不是最后输，是整个过程太折磨。

四、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靠“监控”

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让讹诈行为有成本。

如果查实是恶意索赔、虚假指控，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情节严重构成诈骗罪的，就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不是“严刑峻法”，是恢复基本平衡。

讹诈不该是一门无本生意。

当一个人因为恶意讹诈而被记录、被追责、被认定为“失信人员”，再想开口咬人，就要三思了。

第二，建立程序性的保障机制。

扶老人的现场如果缺乏证据，举证责任不能全压在救助人身上。

社会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当跟上——加装摄像头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执法和司法系统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应当主动调取公共视频资源、核查现场情况，而不是直接把“自证清白”的压力交给救助人。

在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里，做好事的人不应该比讹诈的人更焦虑。

五、扶不扶，不该是一个需要犹豫的问题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看到老人摔倒，你扶不扶？

在理想状态下，这根本不应该是问题。

一个人摔倒了，旁边的人伸手拉一把，这是人类最朴素的本能。

不需要权衡利弊，不需要先拍视频存证，不需要确认附近有没有监控。

但当“扶人被讹”的新闻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高，人们的第一反应就会从“赶紧扶”变成“先看看”。

这不是冷漠，是理性避险。

而这种“理性”，恰恰是一个社会最应该警惕的东西——当善良需要计算风险，当行善需要准备证据，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次帮助，是整个社会对信任的底气。

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去讹人，而是当讹诈的成本足够低、收益足够高，这类行为就会像野草一样生长。

遏制它的办法，不是靠几句道德呼吁，是要让讹诈的人明白——这条路不通。讹了，是要付出代价的。

愿有一天，扶老人不再是新闻，被讹也不再是新闻。那才是一个文明国家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