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聚变商业化道阻且长，合力攻坚让“人造太阳”加速照进现实

在8月25-28日举行的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期间了解到，核聚变已由基础研究迈入工程示范与商业化前期，凭借资源充裕、固有安全、低碳清洁的综合优势成为全球能源转型与大国科技竞争的战略必争之地。我国“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核聚变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标志着聚变在我国从长期基础研究正式升格为国家战略性未来产业，行业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光军在大会开幕式上表示，核聚变能是人类未来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全球主要国家竞相布局核聚变能新赛道，纷纷发布促进核聚变能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举措。我国始终高度重视核聚变能创新发展，“十五五”规划将可控核聚变作为未来能源技术纳入能源创新发展重点方向，并将可控核聚变列入国家前沿科技攻关重大工程项目。“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核聚变能实现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尊重科学规律，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合力攻坚，加快推进核聚变技术工程化、产业化。”

点亮“人造太阳”的接力跑，由科研机构、商业公司、政策、资本接续推进。澎湃新闻从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已获监管许可的在运聚变装置共12台，均为等离子体物理实验装置。以磁约束托卡马克装置为主导，多技术路径并行发展。截至今年7月，国内商业聚变企业已增至19家，计划以及正在建设多种类型的聚变等离子体实验装置。

“国家队”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中核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申彦锋在会上表示，中核集团依托中国环流三号先进装置取得“双亿度”等突破性成果，正加速推进聚变关键技术攻关，未来将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深度融入国际聚变创新格局，协同各方力量，推动我国聚变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期间，中国环流四号目标图像、长三角高温超导磁体技术创新联合体聚变堆高温超导磁体研制路线图发布。中国环流四号是全球首个高温超导强场稳态燃烧聚变实验平台，将系统验证聚变复杂环境下25T高温超导强场磁体的可靠性，演示聚变堆全域智能控制技术，实现装置高增益稳态运行。

作为实现聚变堆商用的必由之路，世界多国积极布局各自的高温超导聚变装置，包括美国的SPARC装置、英国的STEP装置，均采用高温超导技术路线。中国环流四号将有力支撑我国设计建造下一代聚变堆。

实现核聚变能的商业化运用，一般需经历6个主要阶段，包括原理探索、规模实验、燃烧实验、实验堆、示范堆、商用堆。为了验证聚变的技术可行性，需建造一个具有聚变电站所需大多数技术特征的大规模托卡马克装置，来演示聚变电站的关键技术，并探索燃烧等离子体的新物理问题。为此，规模空前的国际合作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应运而生。

在国内，作为我国最早致力于研究“人造太阳”的专业科研院所，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已先后建成三代重要平台：中国环流一号是我国核聚变领域第一个国家大科学工程装置，其建成标志着我国可控核聚变从原理实验进入规模实验阶段，该装置已完成历史使命成功退役；中国环流二号是国内第一个具有偏滤器位形的托卡马克装置，为我国下一步聚变堆研究与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中国环流三号于2020年底建成放电，近年来陆续取得重要科技成果。2025年离子温度和电子温度实现“双亿度”突破，聚变三乘积达到10的20次方量级，标志着中国聚变快速挺进燃烧实验。

中国环流四号的主要特点是采用高温超导磁体。建成后，该装置聚变功率为100-200兆瓦、聚变增益Q大于5。

中国环流四号聚变装置剖面示意图。澎湃新闻记者杨漾 摄

聚变商业化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我国聚变发展基础持续夯实，但现阶段，距离聚变商业化目标仍有相当长的路程。

与会专家介绍，实现核聚变能应用仍面临燃烧等离子体稳态自持运行、耐高能中子轰击及高热负荷材料、氚增殖与自持循环三大科学问题。当前阶段的关键第一步是开展氘氚聚变实验，掌握燃烧等离子体的基本物理特性。此外，还存在强场高温超导磁体、等离子体运行与控制、热量传导三大工程挑战。随着科研攻关进入无人区，需坚持工程问题导向，久久为功。

面对上述挑战，产学研用各方力量加速协同推进。澎湃新闻从会上获悉，我国坚持自主攻关与国际合作并行，稳步推动聚变技术工程化、产业化。

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陆坤表示，该研究所通过建成运行东方超环EAST，加快建设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CRAFT，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ITER，扎实推进BEST项目，掌握了聚变堆必备的关键物理与工程技术。未来将联合国内外合作单位，共同推进多项大科学装置与项目建设，加快核聚变能的开发与应用。

除了磁约束，惯性约束是另一种核聚变常用的约束方式。据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采用两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提出了激光聚变能源商业化目标和Z箍缩惯性约束聚变能商业化目标。

目前，我国承担的ITER计划采购包总体进度超80%，8个采购包已经完成验收并在法国现场安装，中核集团已成为ITER计划全球最大工程建设与设备供应商。国内已经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合作格局，上海、合肥、成都初步形成聚变产业集群；我国已主导完成全球首项核聚变国际标准，现牵头发布3项国际标准、6项国家标准、7项行业标准、196项核聚变专项标准。一批科研成果外溢到医疗卫生、工业检测等领域，依托ITER任务培育带动一批科创企业成长，200多家创新主体参与相关任务。

除了国家层面的统筹布局，核聚变的身影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地方发展的蓝图中，让这一战略图景有了更具体的落点。

上海正在成为全球聚变装置密度最高、技术路线最为丰富的城市之一。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吴信宝在会上表示，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正抢抓战略机遇窗口期，布局可控核聚变创新赛道。面向未来，上海将加快推进聚变能前沿技术创新和未来产业培育，聚力突破高温超导磁体等关键技术，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强创新联合体建设，完善聚变开放创新生态，举各方之力，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聚变能创新高地。

聚变安全监管方面，《原子能法》和《生态环境法典》两部法律的有关规定，为创新监管方式、防范聚变产业重大风险提供了关键依据。

具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明确“鼓励和支持受控热核聚变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建立符合受控热核聚变特点、促进核聚变应用的监督管理制度，对聚变料、聚变装置（设施）实行分级分类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国家建立符合受控热核聚变特点、促进核聚变应用的放射性污染防治制度，对聚变燃料、聚变装置（设施）放射性污染防治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聚变装置（设施）建造等应当依法进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