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恩生物牵手罗氏，这次卖的不是药，是技术平台

近日，映恩生物（Duality Biologics）与罗氏旗下Genentech签署了一项全球ADC研发合作协议。双方将基于映恩的DUPAC（独特有效载荷抗体偶联）平台，共同开发多个抗体偶联药物项目。

交易首付款4500万美元，潜在里程碑金额超10亿美元，另含分层销售特许权使用费。

如果只看数字，这笔交易在近年国产ADC出海潮中并不算最亮眼，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交易结构本身：这是国产ADC首次以底层有效载荷平台为标的的跨国合作。

从“卖一个药”到“卖一套造药的工具”，映恩与罗氏的这笔合作，或许标志着国产ADC出海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笔“不一样”的ADC交易

要理解这笔交易的特殊性，需要先把它放进近年国产ADC出海的坐标系里。

百利天恒的BL-B01D1，是一款靶向EGFR/HER3的双抗ADC，2023年底授权给百时美施贵宝（BMS），首付款8亿美元，总潜在金额84亿美元。

康宁杰瑞的JSKN016，是一款靶向TROP2/HER3的双抗ADC，2025年授权给Pathos AI，首付款1.25亿美元，总潜在里程碑20.93亿美元，康宁杰瑞保留大中华区权益。

这两笔交易有一个共同点：转让的是单个成熟药物分子的海外权益。MNC买的是一个已经有临床数据、机制相对清晰的候选药，风险可控，估值锚点是这个分子本身的临床价值和市场潜力。

映恩与Genentech的合作则不同。

协议的基础是DUPAC平台：一个用于开发新型有效载荷ADC的技术平台，而非某个具体药物。

合作模式是多项目共同研发：映恩负责药物发现和早期全球临床开发，直至1a期完成；Genentech则获得合作产出ADC的全球独家权益，负责后续临床开发和商业化。

换句话说，单品授权看的是“这个药值多少钱”，是一锤子买卖；平台授权看的是“这套工具能造出多少个药”，是对持续产出新药的研发能力的定价。

DUPAC到底新在哪？

要说清楚DUPAC的差异化，得先从传统ADC的技术路径说起。

ADC的核心三要素是抗体、连接子和有效载荷（Payload）。

过去十年，主流ADC的有效载荷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是微管抑制剂，如MMAE、DM1，代表药物是Seagen的Adcetris和罗氏的Kadcyla；另一类是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如DXd、SN-38，代表药物是第一三共的Enhertu（T-DXd）。

这两类载荷的作用机制已经被充分研究，围绕它们的连接子优化、偶联方式改进也日趋成熟，某种程度上已进入红海。

映恩生物搭建的DUPAC技术平台，被定义为“独特的新型MOA（作用机制）有效载荷ADC平台”，靶向难治性肿瘤，具备克服T-DXd耐药性的潜力。

图：DUPAC平台（映恩生物官网）

这意味着DUPAC的创新点不在连接子，而在有效载荷本身的作用机制：它试图跳出微管抑制剂和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的传统框架，探索全新的细胞毒机制。

这也是罗氏选择外部平台而非内部自研的关键原因之一：罗氏现有ADC管线中，Kadcyla用的是微管抑制剂DM1，Polivy用的是微管抑制剂MMAE，下一代新机制载荷的自研储备存在明显缺口。

不过需要客观指出的是，本次与Genentech的合作是该平台首次获得大型跨国药企的验证，但DUPAC目前尚处于临床前阶段，尚无公开的临床数据。现在就断言其价值，为时尚早。

罗氏ADC战略的“明牌转向”

罗氏不是ADC领域的新手。恰恰相反，它是最早布局ADC的跨国药企之一。

罗氏目前有两款已上市的ADC产品：Kadcyla（T-DM1），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2013年获批；Polivy（维博妥珠单抗，polatuzumab vedotin），用于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2019年获批。

但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这两款ADC都不是罗氏完全自研的。Kadcyla源自ImmunoGen的技术授权，Polivy则来自与Seagen的合作。

近两年，罗氏在ADC领域的外部合作明显加速：

2024年5月，与宜联生物就c-MET ADC YL211达成全球合作，首付款5000万美元，潜在里程碑近10亿美元；

2024年，与翰森制药就CDH17 ADC HS-20110达成合作，首付款8000万美元，总潜在金额14.5亿美元；

加上此次与映恩的DUPAC平台合作，罗氏在两年内连续从中国Biotech引入了三款ADC资产，且从单品逐步升级到平台。

这一转向背后有明确的产业逻辑。

第一三共的Enhertu在HER2阳性乳腺癌、肺癌等多个适应症上的强势表现，重塑了全球ADC市场的竞争格局。

也给罗氏带来了直接压力：Kadcyla面临Enhertu的替代威胁，而罗氏内部尚未拿出能与之对标的下一代ADC。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外部合作快速补位，比从零开始自研更高效。

罗氏BD负责人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公司计划在ADC领域进行更多外部交易。

从“自研为主”到“外部合作+平台引入”，这不仅是罗氏一家的选择，也是全球MNC在ADC领域的共同趋势：当技术迭代速度加快、内部研发管线无法覆盖所有前沿方向时，买能力比买药更划算。

国产ADC第二梯队，谁能复制“平台出海”？

映恩的DUPAC合作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但平台出海的门槛极高，不是所有Biotech都能走通。目前国产ADC出海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单品授权，以百利天恒BL-B01D1、康宁杰瑞JSKN016为代表。核心逻辑是转让单个成熟药物分子的海外权益，估值锚定该分子的临床价值，风险相对可控，但天花板也取决于单一产品。

第二种是管线组合授权，以科伦博泰与默沙东的合作为代表。科伦博泰基于其OptiDC平台，将包括SKB264（TROP2 ADC）在内的7款ADC项目打包授权给默沙东，总金额超118亿美元。这种模式介于单品和纯平台之间，MNC拿到的是一批已有的候选分子，而非开放底层技术让MNC自选靶点。

第三种是底层平台授权，以映恩DUPAC与罗氏的合作为代表。开放的是底层技术平台，MNC可以基于该平台选择靶点、共同开发全新项目。这种模式对Biotech的要求最高：技术必须有足够的可复用性和延展性，知识产权必须完整清晰，平台必须有持续迭代的能力。

除映恩外，国产ADC第二梯队中，恒瑞医药的SHR-A1811（TROP2 ADC）已在国内获批，依托自研ADC平台，目前以自主开发为主，尚未开启大规模平台级海外授权；多禧生物拥有自主连接子-载荷平台和多款ADC管线，但目前以单品授权为主，尚未出现大型平台级合作。

需要强调的是，平台合作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平台的价值最终仍需靠后续合作项目的临床数据来兑现。DUPAC能否持续产出被临床验证的新药，才是衡量这笔合作成败的最终标准。

结语

映恩生物与罗氏Genentech的合作，意义不在于10亿美元的里程碑数字，而在于它验证了一种可能性：中国Biotech可以输出的，不只是单个药物分子，而是底层的研发能力。

单品授权、管线组合授权、底层平台授权，三种模式各有适用条件和风险特征，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技术储备、管线阶段和商业化能力做出选择。

对国产ADC行业而言，DUPAC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临床数据，才是最好的试金石。

参考资料：

1.映恩生物，港交所公告，2026-08-28

2.新浪财经：《映恩生物与genentech订立adc合作潜在里程碑金额超10亿美元》，2026-08-28

3.映恩生物官网技术平台介绍

4.百利天恒官网：《百利天恒与百时美施贵宝就BL-B01D1开发与商业化许可协议》

5.康宁杰瑞官网：《康宁杰瑞与Pathos就TROP2/HER3双抗ADC JSKN016达成授权合作》

6.天超资本：《创新药企业BD交易逻辑:从“卖分子”到“卖能力”的范式转移》

7.腾讯新闻：《宜联生物YL211与罗氏达成全球合作》，2024-05-28

8.新浪财经：《科伦博泰与默沙东ADC合作》，2026-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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