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150，年后，日本为何仍在亚洲找不到位置？

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日本打破封建制度积极向西方学习。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它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变，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一直存在：地理位置上完全属于亚洲的日本，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在亚洲的合适位置。

很多分析只是简单地将这种困境归结为历史仇恨或者是美国的控制。但是从百年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是思想选择、战争创伤、战后格局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并非单一原因造成。

有趣的是，在此期间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向的“兴亚”亚细亚主义思想。

由于国家实力的增长，“兴亚”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东亚共荣圈”成了侵略者的外衣，以解放亚洲为名行侵略之实，使整个东亚陷入战争之中。

二战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了，但是历史问题仍然制约着日本在亚洲的外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邻国紧紧抓住历史不放，而是在于日本国内一直没有建立起一致的战争观念。

战后的德国之所以能被欧洲接受，是因为它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立法禁止纳粹思想传播，教育直面侵略历史，政治上达成道歉共识。

但是日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在冷战时期，为了对抗的目的，美国并没有完全消除军国主义，保留了天皇制，并且大量的旧官僚仍然在政坛上任职，战争罪责的追究也就失去了根基。

社会记忆由此分裂。一部分国民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要记住原子弹轰炸和本土空袭带来的痛苦；右翼分子则不断美化侵略行为，把侵略称为“进出大陆”，宣扬大东亚战争为解放亚洲。两种叙述同时存在，并且一直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看法。

历史的思想埋下了困境的种子，不均衡的美日同盟关系又使日本的身份认同更加模糊了。

美日同盟不是日本一方单方面的选择。战后的日本被美国军事占领，宪法和安全体系都由外部塑造。恢复了主权之后，绑定美国确实带来了实际的好处：用美国的安全保护来减少军费开支，把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这样的方式形成了日本的经济奇迹。

但是红利之后所付出的代价很大。日本的重大外交和安全决策一般都会优先考虑美国的战略要求，很难会从亚洲地区的角度出发来做出决定。

美国的战略转变之后，日本对外政策也就跟着改变。广场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多个国家的联合签署下把日元抬升起来，从而促进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发展，随即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

经济领域的限制如此严重，在安全领域受到的限制同样如此。

由此产生了矛盾：日本越是在地缘政治上追随西方，就越会远离亚洲合作共赢的趋势。

四十多年前的时候，日本经济很发达，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弥补由于身份认知而产生的战略不足，但是目前亚洲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RCEP落地实施之后，区域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亚洲国家更加依赖于自身的合作来谋求发展，并且不完全受制于外部大国所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

日本仍然拥有高端材料，精密制造等产业的优势，但是受到少子老龄化影响，内需不足，产业空心化的长期影响，经济增长一直比较缓慢。只用资本援助来获得地区影响力的方法，效果已经越来越弱。

同时，大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前日本在东西方两边都能得到好处的机会现在也变小了。

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且参加了四方安全对话，方案上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而忽略了亚洲本土多元发展的需要。

日本有参与亚洲事务的实力，但是缺少一套立足于亚洲本土现实的完整的叙述体系。

我认为：日本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完全由外在因素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自身的限制。

主流观点认为，日本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要彻底清算历史，摆脱美国的影响就可以了。我的观点不同，即使这两个条件都达到了，身份困境也不会自动消失。主要的问题就是一百五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建立起“立足亚洲”的主体性思维。

即使将来美日同盟关系变弱，日本得到完全的外交独立权之后，它仍然需要做决定：是尊重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并积极参与区域建设，还是继续走投机取巧的老路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不同的选择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身份重构要经过好几代人观念更新的过程。日本民间存在一些正视历史，希望和平合作的人群，但是右翼势力的煽动以及政党受到选举压力的影响，并不能做出具有突破性的决定。民众对本国和亚洲的看法要比内阁声明更重要。

一百五十多年前，明治维新使日本获得了现代化的入场券。物质方面已经改变，但是精神方面的身份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日本虽然位于亚洲，但是总是向外界寻找自己的身份：脱亚碰壁，兴亚误入歧途，依附西方又脱离区域大势。

亚洲不需要一个充当西方代理人的日本，也不需要一个幻想成为霸主的日本。亚洲可以接受一个放下心中的执念，踏踏实实地作为区域的一员参与到合作当中去的日本。

至于能否走到这一步，则要看日本以后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