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2月，北平西郊，参加整编的部队正在重新领取番号。对许多官兵来说，换的并不只是一块臂章，而是意味着解放军已经从分散作战的武装力量，逐步转变为能够进行大规模战略决战的正规军。
这一变化，和三大战役直接相关。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淮海、平津战役相继取胜，国民党军在华北、华东的精锐遭到重创。解放军的兵力由战争初期约127万人，逐步增长到1948年底的数百万人，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不过，统计军队人数不能只看一个总数。解放军当时包括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武装。野战部队负责大兵团机动作战，地方部队守卫根据地、维持交通和补充兵员，游击队则活跃在敌后和边远地区。三者相互配合，才构成了完整的战争体系。
有意思的是，解放军的扩充并非简单“拉人入伍”。土地改革、政治动员和根据地建设，使大量农民愿意参军。部队打了胜仗，缴获的枪炮又能补充新部队，形成了“作战、缴获、扩编”的循环。淮海战役期间，支前民工运送粮食、弹药和伤员，也从侧面说明战争已经不只是军队之间的较量。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对全军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分别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也保留了强大的野战力量。各野战军下辖兵团和军，番号更加统一，指挥关系更加清楚，为渡江及后续作战创造了条件。
整编后的野战军，是解放军的突击力量。不同部队人数并不完全相同，但一个军通常拥有数万兵力，装备也因缴获情况而不断改善。尤其是东北野战军，在长期作战中获得了大批火炮、汽车和装甲车辆，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
地方部队的规模同样不可小看。它们承担守备城市、保护铁路、清剿残余武装和训练新兵等任务。若把所有力量都用于前线，后方就会失去秩序；正是地方部队承担了这些工作，野战军才能集中力量向南推进。
游击武装人数相对较少，却有特殊作用。华南、西南一些地区山地纵横，交通不便，正规大军行动受到限制。琼崖纵队以及粤赣湘边、闽浙赣等地的武装，长期坚持斗争，为大军进入当地提供了情报、向导和地方基础。
相比之下，国民党军的数字虽然一度庞大，却存在严重的“虚胖”。抗战结束时，其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数量很多，但内战持续两年多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接连失利，大量部队被歼灭、起义或投降，番号还在，实际战斗力却大幅缩水。
“有多少人”并不等于“能打多少仗”。国民党军不少部队经过连续作战，老兵损失严重，新补充人员训练不足，基层军官也出现断层。武器方面，重炮、坦克和运输车辆在大战中损失很大，后勤补给又日益困难，许多部队只能勉强维持编制。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已经很难重新组织有效攻势。蒋介石集团曾试图征募新兵、整顿部队，但财政崩溃使这些计划缺少基础。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后，通货膨胀迅速恶化，军饷、粮秣和装备采购都受到影响。
据当时的统计和研究，国民党政府后期军费开支急剧增加，法币贬值，金圆券也未能挽救局面。城市工商业受到冲击，农村青壮年大量被征兵，农业生产下降。军队失去稳定的经济支撑，士兵的补充和供应自然越来越困难。
1949年春，长江防线表面上仍有汤恩伯、白崇禧等部队驻守，海军和空军也具备一定实力，但防线内部并不稳固。许多部队战斗意志低落，地方派系之间互不信任，中央命令很难完全贯彻。国民党军并不是没有兵，而是难以把兵力有效集中起来。
解放军渡江前，毛泽东曾对部队强调，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天险。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开始，人民解放军以木船为主，在炮火掩护下突破江防。次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战事继续扩大。
4月23日，南京解放。此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使长江上的海军防御进一步瓦解。海空军优势无法转化为地面防线的稳定，关键仍在于部队士气、指挥体系和民众支持。
南京失守后，杭州、上海相继解放，国民党军主力继续向华南、西南撤退。此时的解放军，已经不是1946年只能依靠根据地分散作战的部队，而是一支拥有野战军、地方军和后勤体系，能够连续实施大兵团作战的现代军队。兵力的增长，最终落实在了组织、装备、指挥和动员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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