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北京中南海门前，一名身穿军装的军分区干部急匆匆赶来，刚走到警卫哨卡，就被执勤人员拦了下来。他有些着急，脱口喊道：“见毛主席还要联系？我是李德才啊！”
警卫员并没有因为这句话放行。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办公、居住的重要场所，进出都有严格程序。李德才只好把来意写在纸条上，请警卫人员转交。纸条送进去不久，毛泽东便让人通知他到菊香书屋见面。
这场小插曲，后来被不少人提起。对警卫员来说，李德才只是前来办事的军队干部；可对毛泽东而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早在长征途中，李德才就是红军队伍里颇有名气的机枪手。
李德才出生于江西泸溪，1904年生。家里务农，生活并不宽裕。1930年前后，红军来到他的家乡，打土豪、分田地，帮助贫苦农民建立新的生活秩序。26岁的李德才受到触动，想报名参加红军，父母却担心他上战场，一直不同意。
年轻人有时就是这样，认准一件事，拦也拦不住。李德才离开家乡，投奔了红军。经过训练，他被编入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他便利用部队安排的识字和政治学习时间补课，训练场上也格外卖力。
他的身体结实，反应快，射击技术提高很快。那时红军装备匮乏，一个营通常只有少量机枪，机枪手既是火力核心，也是敌人重点盯防的目标。李德才能被选中担任机枪手，说明上级已经看到了他的作战能力。
红军离开城市、转入根据地作战后，敌我力量悬殊的问题越来越突出。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上，部队不仅要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要翻越高山、穿过草地，粮食、弹药和人员都十分紧张。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抵达大渡河地区。这里是长征中的关键关口。河流湍急，敌军控制渡口，船只又被破坏，红军一旦不能迅速渡河，就可能被追兵压迫在江岸附近。
大渡河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道障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当年兵败于此，留下了惨痛教训。红军将士清楚，前方是江河，后方是敌军，迟疑一步，便可能陷入无法脱身的困境。
红一方面军先遣部队赶到安顺场后，杨得志等指挥员迅速组织渡河行动。突击队员被挑选出来，李德才便在其中。战斗开始后，他负责以机枪压制对岸火力，为渡河部队争取时间。
枪声一响，江面上水花四溅。敌军凭借工事射击，红军突击队则冒着炮火向前推进。李德才紧紧守住机枪位置，不断向敌方阵地点射。火力压制并不能消除危险，却让渡河部队有了冲击滩头的机会。
有战友提醒他：“火力别停，大家能不能上岸，就看你这里了！”李德才只回了一句：“放心，人在，枪就在。”
经过激烈战斗，红军控制了渡口，随后又夺取了泸定桥方向的通道。大渡河一线被突破，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被堵截在江边的危险。毛泽东后来写下“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其中的“寒”，既是自然环境的险峻，也包含着当时战局带来的压力。
李德才在战斗中的表现引起了注意。长征以后，他随部队辗转陕甘宁边区，曾承担保卫重要机关和领导干部家属的任务。那段时期，他接触过不少红军将领，也曾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接见。彼此之间并非完全陌生，这也是他后来敢在中南海门口直接报出姓名的原因。
不过，熟悉归熟悉，纪律仍然是纪律。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李德才被授予大校军衔。当时他担任保定军分区司令员，考虑的却不是个人待遇，而是部队建设中的一件具体事情：修建篮球场。
军分区准备给战士建一个运动场，可水泥在当时属于重要物资，地方单位不能随意调拨。李德才来到北京，便想当面向毛泽东说明情况。毛泽东听完后问起部队生活，得知这个当年的红军战士已经担任军分区司令员，便笑着说：“好哇，当年的红小鬼成了大干部。”
李德才随后说明来意。毛泽东认为，修建篮球场能够改善部队业余生活，也有利于战士锻炼身体，便同意按规定协调水泥。相关物资经过调配，很快运到保定。
篮球场建成后，剩余水泥没有被闲置。李德才又安排人修建了一所小学，供附近孩子使用。一个从大渡河边冲出来的机枪手，后来没有把功劳挂在嘴上，而是把申请来的物资用在了部队训练和群众教育上。中南海门口那句“我是李德才”，也由此有了完整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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