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中，为什么只有萧军敢“顶嘴”？

1942年10月19日，延安举行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与会者多达两千余人。

本来应该是一场纪念会，萧军却突然站起来，把几个月前写给中共中央的一份《备忘录》念了出来，里面谈的是王实味。

那时的王实味已经不是几个月前那个写《野百合花》的研究员了。

他的文章受到批判，“托派”问题正在被追查，周围的人开始和他划清界限。萧军却认为，王实味即使有错，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对待。

于是，一场纪念鲁迅的大会，慢慢变成了围绕萧军的争论大会。

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艾青等党内外七位作家轮番上阵，与萧军展开舌战，一直从晚上八点吵到凌晨两点。

最后吴玉章出来调停。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萧军退了一步，很无奈又幽默地说：“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

话音未落，迅即遭到丁玲的反驳：“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

还说，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少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生性耿直的萧军怒吼一声，拂袖而去。

奇怪的是，他也没有被抓，半年以后，王实味被关进了看守所。

为什么？

01.

萧军这个人，从小就不是一个容易服从的人。1907年，他出生在辽宁义县，原名刘鸿霖。

出生几个月，母亲就去世了。小时候读书，他因为辱骂老师，被学校开除。后来又去东北陆军讲武堂，学过军事，当过兵。

与王实味那种敏感、内向、长期伏案翻译的知识分子不同，萧军身上一直有很重的军人气。

脾气大，身体壮，喜欢练武，遇事习惯顶回去。后来连萧红都说他身上有一种“强盗的灵魂”。

萧军自己也从不太避讳这种性格，鲁迅反倒喜欢他身上的这股“野气”，曾劝他不必把它磨掉，只是不要乱撞。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萧军开始写小说。

1934年，他和萧红在哈尔滨已经很难继续待下去，两人逃往青岛。路上为了躲过检查，甚至把小说手稿藏进茶叶筒里。

到了青岛，萧军写完《八月的乡村》，但他不知道自己写得究竟行不行。

朋友劝他，干脆寄给上海的鲁迅看看。没想到，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鲁迅真的回了。

后来萧军和萧红到了上海。鲁迅帮他修改稿子想办法出版。

1935年，《八月的乡村》问世。

小说写东北抗日队伍与日伪军斗争的故事，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很快多次重印。萧军就这样成了著名作家。

鲁迅去世时，萧军还是扶灵的人之一，这件事对他影响很深。

他后来一直认为，作家首先应该保持自己的判断。革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目标，组织也可以有组织纪律，但如果连文学都只能按照一种口径说话，那还需要作家干什么？

这个问题，几年以后跟着他一起到了延安。

2.

1938年，萧军第一次到延安，他原本只是路过。

毛泽东听说这个写《八月的乡村》、又和鲁迅关系很深的年轻作家来了，想见他。

萧军却说，自己准备去五台山打游击，在延安待不了几天，就不耽误毛主席的时间了。

最后双方还是见了面。

1940年，萧军第二次到延安，这一次住了下来。

最开始，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好。

萧军后来担任“文抗”的负责人，经常和延安的作家混在一起。但时间久了，他越来越觉得不舒服。

文人之间有宗派，不同单位之间有门户。有些干部瞧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间也彼此攻击。

萧军又不太会把意见藏在肚子里。

1941年，他干脆找到毛泽东，说自己不想干了，准备离开延安，两个人谈了七个多小时。

萧军把自己看到的不满几乎全倒了出来。谈到最后，他问了一个问题：共产党到底有没有一套文艺政策？

毛泽东当时回答，大意是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

萧军说，那就应该制定一套。

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聚在延安，对文学、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理解完全不同，没有一套明确的规则，大家只会不停地争。

毛泽东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反而劝他别走。之后几个月，萧军开始帮忙收集延安文艺界的各种意见。

到了1942年春天，毛泽东专门写信，让原本准备出去旅行的萧军“迟一回再出巡”，说有一个“重要问题”要和他商量。

这个重要问题，就是后来影响中国文艺几十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有一段时间，两个人甚至连续谈了很多天。谈鲁迅、丁玲，文艺究竟应该干什么。

谈作家和政治是什么关系，萧军说得很放肆。

有一次讲的太直，连他自己后来都记得，毛泽东的脸色已经不太好看。

可那时候，他仍然觉得双方是在讨论问题。甚至有点像两个朋友在争论。

03.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开会。

萧军本不想去，他清楚自己的脾气，去了肯定要说话，说了肯定有人不高兴，免不了吵架。

他几次找借口出去旅行，毛泽东却一再写信把他留下。开会以后，现场一度没人首先发言，毛泽东便点了萧军的名字。

丁玲也在旁边说：你不是学炮兵的吗？那就第一个开炮吧。

萧军真的开炮了，他讲作家的自由，讲作家的独立。

他说政治、军事和文艺虽然都服务于革命，但并不意味着谁天然应该领导谁。

他甚至说：鲁迅就是一个例子，鲁迅并没有听从哪个党、哪个组织的指挥。

这话一出，胡乔木马上站起来反驳，两个人当场争了起来。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在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一个月，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已经引起争议。

4月4日，萧军去毛泽东那里，王震也在。

王震谈起《野百合花》，很生气。萧军却当面替文章辩护，认为即使写得尖锐，也应该用文章回应文章，而不是把事情扩大化。

毛泽东没有立刻处分他，一个月以后，萧军又在文艺座谈会上公开讲作家独立。

还是没有处分，真正的变化发生在王实味问题不断升级以后。

拜谒鲁迅先生墓，左起为许广平、萧红、萧军，前排为鲁迅先生之子

04.

1942年6月2日。

萧军听说，王实味提出要退党，他当天就在日记里写了一大段。

萧军并不认为王实味退党是正确的，但他说，如果只从一个“人”的角度看，应该同情王实味。

他甚至预见到了这样处理可能产生的后果，普通党员以后会不会想：“啊！不要多言了罢，万事大吉。”

更严重的是，一旦把王实味完全推出组织，他还能往哪里走？萧军认为，这时候已经不只是王实味个人的问题，而是会影响其他人怎么看这个组织。

两天以后，王实味第一次参加针对自己的大规模批判会，来了上千人。

中央研究院的礼堂装不下，只能到院子里开。萧军也去了，他看见王实味从山坡上走下来。

一个高瘦的人，脸色苍白，走路摇摇晃晃。萧军在日记里写，他一眼就知道：今天这个人是来当“箭垛”的。

会议越开越激烈。

后来，萧军专门写了一份《备忘录》，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和意见交给中共中央。

没有回应。

事情继续发酵，王实味从一个文章有问题的人，变成思想有问题的人，再变成政治身份有问题的人。

最初，其实大多数人拒不接受把王实味叫做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党分子，但是，大会小会上接连不断的压力削弱了对他的支持。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王实味在《解放日报》的同事们也对他进行指责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和他划清界限。

萧军却没有。

10月19日，他干脆把那份一直没有回应的《备忘录》拿到两千人的鲁迅纪念大会上公开念了。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结果，纪念鲁迅的大会，变成了围攻萧军的大会。

5.

问题来了。为什么王实味最后被抓了，萧军却没有？

这里恐怕没有一个简单答案。但有几个差别非常重要。

第一，萧军不是共产党员，这反而给了他一种特殊位置。

王实味是党员，当他文章的问题不断被上升以后，可以继续追问他的党性、组织关系、历史关系，最后再去审查他的政治身份。

萧军却一直是党外作家。

你可以说他脾气坏，可以批判他的文艺思想，甚至可以说他不懂政治，但很难要求他像党内干部一样接受组织纪律。

高华后来谈到这件事时，也特别提到这一点：萧军是非党员，又曾与毛泽东关系较近，所以同样的话由他来说，处境可能和别人不同。

第二，萧军已经有很大的社会声望。

他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是鲁迅亲自扶持出来的作家。

而且他的脾气非常火爆，人人都知道他会骂人，会吵架，会拍桌子，一言不合甚至可能拔刀。

他说过火的话，人们会认为：萧军又犯脾气了。

王实味却不同。

王实味写《野百合花》不是一次发火，而是把延安内部的一些问题整理成了完整的文字。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写进报纸，被大量青年传阅。又被国统区转载，这已经不仅是一场私人争论。

黄源、萧军(中)与萧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萧军始终没有真正进入组织内部。

他支持抗日，支持共产党，也愿意帮助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

但他脑子里仍然保留着一种旧式知识分子的想法：我是朋友，不是下属。

我赞成你，并不意味着每句话都要听你的。我参加革命，也不意味着文学判断必须交出去。

1942年的延安，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容纳这样一个萧军，但是这个空间正在迅速缩小。

王实味的遭遇，已经告诉所有人边界在哪里，萧军只是站在边界之外。

06.

萧军后来还是离开了延安，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东北。

1946年到哈尔滨，办出版社，又主持《文化报》。

萧军还是老样子，看见什么不顺眼就写。有人批评他，他就回击。

1948年，《文化报》和东北方面主管的《生活报》发生激烈论战。这一次，事情再次从文章争论变成了政治问题。

关于萧军当时的一些言论观点，说一下。

他认为对社会变革来说，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的思想和觉悟的喉舌与政治活动家应该同样重要。他指责不该只依靠苏联，还表达了东北老乡对俄国人强烈的不满情绪。当时他们强占东北土地，搞经济掠夺，赖着不走。

萧军怀疑苏联对中国的意图，他在几期《文化报》上都谴责苏联帝国主义：“不管是哪个外国，我们都应当受到平等待遇和受到尊重。如果它是指俄国人，他们应该更加令人尊敬……无原则的友谊是不合理的。”

同时，萧军也反对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强暴行为。（部分观点和言辞太过尖锐，为免审核问题，笔者隐去了，见谅）

1949年，东北文艺协会和东北局先后对萧军作出结论，指责他的言论涉及攻击人民政府、土地改革、解放战争和中苏关系。丁玲又一次主持了批判萧军的集会，在“批萧”座谈会上，丁玲从党性的高度批判了萧军，认为他是极端个人主义。

萧军还是不服，他拒绝在结论上签字。

还对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人说：你要是真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才佩服你。

然后又说：今天咱们先不算，二十年以后再算。你的是白纸黑字，我的也是，擦不掉。

结果不是把他抓起来，而是另一种惩罚，到抚顺煤矿做苦役。

萧军逐渐被排除出文艺界。

从1948年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他长期处在文坛边缘，很多作品失去正常出版机会，失去了维持生活之资。

这其实比1942年更能解释萧军，他并不是因为“聪明”才逃过王实味的命运。

恰恰相反，他一直没学会聪明。

1966年，他六十岁了。运动开始以后，萧军再次被揪出来。

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可以坐在毛泽东窑洞里喝酒、谈鲁迅、谈文艺政策的年轻作家。

他成了“老牌反党分子”，被批斗，被打。过去几十年的旧账又一次被翻出来。

那个曾经在两千人的大会上说“哪怕还有百分之一，你们也应该想一想”的萧军，最终还是等来了另一个不允许留下“百分之一”的时代。

只是和王实味相比，他活了下来。

1970年代以后，萧军逐渐恢复名誉。1988年去世，八十一岁。

王实味只活了四十一岁，他们在1942年曾经短暂站在同一条线上。一个人已经被千夫所指的时候，另一个人没有跟着人群扔石头。

他明明知道这件事会给自己惹麻烦，还是写了《备忘录》，还是把它交了上去，在没有得到回应以后，他当着两千人的面念了出来。

他的脾气、他的自负、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甚至他对萧红的态度，都有大量可以批评的地方。

但在1942年的那个夏天，有一件事很难否认：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研究怎样证明王实味错了的时候，萧军仍然追问的是另一件事：一个人即使错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

几年以后，他自己也成了那个被要求承认错误的人。

他的答案还是一样。

我可以错。

但你不能因为我错，就替我把剩下的那百分之一也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