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74年2月19日，北京，傅作义病逝后的当晚，邓颖超匆匆赶到傅家。屋里刚办完丧事，刘芸生悲痛未定，面对这位老朋友，她最担心的并不是住房，而是丈夫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该怎么办。
邓颖超没有讲空泛的安慰话，只叮嘱她：“不要搬家，国家管你，听党的话，实事求是嘛。”短短一句，分量很重。它既是对遗属的安顿，也说明了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后，国家对这位起义将领及其家属的态度。
这句话之所以让刘芸生落泪，还因为她很清楚，傅作义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偶然改变立场。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曾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议华北局势。国民党方面希望他率部南撤，把华北军队带到长江以南。
会议上，蒋介石反复强调局面危急，话里话外都是让傅作义执行撤退计划。傅作义却没有顺着说。他认为华北仍有回旋余地，贸然南撤，不仅难以挽救败局，还会使北方大片地区陷入更大混乱。
有资料记载，他曾表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这不是一句临时应付的话。傅作义长期在华北任职，知道北平、天津、绥远一带的军政关系，也明白一旦大规模南撤，百姓和部队都将承受严重后果。
回到北平后，他表面上仍要应付南京方面，私下却开始寻找和平解决的可能。长女傅冬菊通过地下党渠道传递消息，傅作义也逐步与中共方面接触。对他而言，这一步异常艰难，因为手中还有部队，身边也有国民党特务监视。
刘芸生承担的风险同样不小。为了降低蒋介石对傅作义的戒心，她带着子女前往重庆，暂住在张伯苓家中。名义上是家属避居，实际上却成了牵制傅作义的重要人质。
北平和平解决的消息传出后，重庆方面果然扣留了刘芸生母子。蒋介石一度考虑把她送往台湾，甚至关押起来，以此逼迫傅作义改变决定。危急之时，中共中央获悉消息，毛泽东、周恩来要求设法营救。
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刘芸生和孩子先到香港，再辗转返回北方，最终与傅作义团聚。这个过程没有传奇小说式的轻松，稍有差错，便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她选择配合丈夫，也意味着把个人安危放在了国家大局之后。
刘芸生并非只是在关键时刻陪伴丈夫。抗战时期，傅作义在绥远等地组织抗战，她曾参加战地慰问和救护工作，帮助救治伤员、安葬烈士。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她还曾到前线开展慰问。丈夫在前方作战，妻子在后方维系军民关系，这种支持很少出现在正式战报里，却实实在在影响着部队士气。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没有被简单当作旧军队将领对待。周恩来经常同他谈政策、讲形势，安排他参加有关活动。傅作义也努力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参与水利等方面工作，并把个人财产问题看得很淡。
1966年，他与刘芸生商量后，两次致信周恩来，提出将银行存款和部分物品交给国家，还希望降低住房和日常开支。这样的选择并非为了博取名声，而是傅作义对自身身份和待遇的一种理解：和平起义有功，但不能把功劳变成家庭长期享用的特权。
1973年，傅作义被查出胃部患有肿块，病情十分严重。周恩来得知后，要求医疗部门尽力救治，并希望尽可能延长他的生命。周恩来自己也身患重病，却仍多次过问治疗情况。1974年春节前后，他还亲自到傅家探望。
傅作义病重到无法清楚说话时，周恩来曾握着他的手转达毛泽东的话：“你对北平和平解放是有功劳的。”傅作义听懂后流下眼泪。对一位曾经统率数十万军队的将领来说，这句评价确认了他晚年最看重的一件事。
傅作义去世后，毛泽东送来花圈，周恩来主持有关悼念活动，叶剑英致悼词。邓颖超当晚去见刘芸生，则把关怀落到了最具体的地方：住房不必更换，生活由国家照管。
后来，有关方面曾按月给刘芸生发放生活费，周恩来得知数额后，要求适当增加，并补齐此前少发的部分。刘芸生此后还参加国庆活动，并作为爱国人士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句“不要搬家”，也就不只是临终慰问，而成为傅作义一家在历史转折之后获得安稳生活的实际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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