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86年3月26日，北京，陈永贵因病去世，终年71岁。消息传出后，许多人最先想到的不是北京的职务安排，而是山西昔阳县大寨村那片曾经改变中国农村话语的土地。
陈永贵去世后的追悼会，没有举行大规模公开仪式，也没有形成后来人们熟悉的隆重场面。据有关回忆，八宝山的告别活动相当简朴，前来送行的中央领导并不多，华国锋得知消息后赶到现场，成为少数前来告别的人之一。
这件事容易让人产生疑问：陈永贵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又是毛泽东亲自肯定过的基层干部，为什么身后会如此冷清？
答案不只在于个人际遇，也与他去世时的身份变化和当时的治丧方式有关。陈永贵早已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病中又很少公开露面。有关方面没有把这场告别安排成面向社会的纪念活动，外界因此很难及时得知具体情况。
陈永贵真正走进全国视野，是因为大寨。
大寨地处山西省昔阳县，山多、沟深、土地破碎，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好。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永贵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带着村民修梯田、治水土、改造荒坡。那不是几句口号就能完成的事，很多工程要靠肩挑手抬，一锄头一锄头地干。
1963年，大寨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村民没有长期等待救济，而是组织生产自救，重修被毁土地。大寨的做法受到上级关注，随后逐渐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典型。
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从此，大寨经验被广泛宣传，陈永贵也从一个县里的农民干部，成为全国知名人物。毛泽东曾评价他说：“你是个农业专家嘛。”这句话既有肯定，也说明中央当时十分看重基层农民在农业建设中的经验。
但从村支书走上国家领导岗位，跨度实在太大。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曾与他谈过这项安排，陈永贵起初并不愿意离开大寨。他文化程度不高，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北京的工作环境并不熟悉。面对组织决定，他说过类似“自己没有多少文化，恐怕干不好”的顾虑，周恩来则劝他服从党的安排。
到北京后，陈永贵没有立刻改变生活习惯。他常穿旧式干部装，讲话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谈农业时却很有自己的判断。有人问他当了副总理后有什么不同，他回答：“职务变了，农民的根不能丢。”
这句话是否逐字可考，尚有不同记载，但他的工作风格大体如此。他关注粮食、化肥、水利和农民收入，开会时常把基层遇到的困难直接摆出来，不喜欢绕弯子。
陈永贵的待遇问题，也常被人提起。早年他仍保留大寨集体成员的身份，生活中带有明显的农民色彩。后来因长期在北京工作，原有工分和家庭收入无法维持日常开支，组织上对他的生活作了相应照顾。关于具体补贴数额，民间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并没有把副总理职务当成改变家庭生活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陈永贵并非没有自知之明。随着国家工作越来越复杂，经济、工业、科技和外交等领域的要求不断提高，他逐渐感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工作经验主要来自农村，继续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存在局限。
1980年9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离开领导岗位后，他的公开活动明显减少，身体状况也逐步变差。1985年，他因病住院，探望者不像早年那样络绎不绝。对一个曾经站在聚光灯中心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十分明显。
病重期间，陈永贵曾对身边人说：“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它未必能概括他一生的全部经历，却反映出他对大寨、对那段政治岁月的特殊感情。
他去世后，家属遵照遗愿，希望把骨灰带回大寨。与北京八宝山的安静相比，骨灰返回山西时，沿途景象完全不同。昔阳县干部和群众赶来迎接，许多大寨村民自发站在道路两旁等候。车辆进入大寨后，人群聚集，村民围在骨灰盒周围，哭喊着迎接“老书记”回家。
陈永贵没有选择安葬在城市公墓，而是希望骨灰归于大寨的山地和田野。后来，大寨群众为他修建纪念设施，留下“功盖虎头、绩铺大地”等文字。这样的送别，不是行政规格上的隆重，却带有地方群众自发形成的感情分量。
北京的追悼会很安静，大寨的迎灵却人山人海。两种场景放在一起，恰好构成了陈永贵身后最耐人寻味的一幕：他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曾经声名显赫，最终真正把他迎回故土的，还是那些一起修梯田、抗灾害、过日子的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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