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五名高级干部遇袭牺牲，毛主席震怒：警卫连长、指导员被枪毙！

1947年5月21日凌晨，热河柴胡栏子村，冀东代表团副主任李中权在枪声中带队突围。此时的他右臂骨折，后背中弹，身边的干部和警卫员不断倒下，而两公里外本应负责接应的骑兵连，却没有及时赶到。

这场意外，后来被称为柴胡栏子事件。它不是一次普通的遭遇战，更暴露出解放战争中根据地交通、警戒和部队协同上的严重漏洞。

1947年4月2日，冀察热辽地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林西召开。会议持续到5月14日，参加者来自热河、冀东、热辽等地。彼时国民党军控制着承德、赤峰等要地，林西实际上处在敌人的威胁之下。

会议结束后，冀东代表团共72人准备返回根据地。按原计划，代表团随行有三十余人的步兵警卫排。可是，冀察热辽军区拨给冀东军区一万多发子弹，正赶上滦东战役准备，弹药急用，警卫排只得先行押运，代表团身边仅留下副排长和五名战士。

为弥补这一缺口，军区命令第二十二军分区派出一个团负责外围警戒，又调来一支七十余人的骑兵连担任直接护卫。人数看起来增加了，安全却并没有因此真正落实。

5月18日，代表团抵达乌丹，休整一天后继续东行。5月20日黄昏，队伍到达柴胡栏子村。村子只有三十多户人家，无法容纳全部人员，苏林燕、李中权等人便安排代表团住村内，骑兵连则驻扎在两公里多外的彩凤营子村。

苏林燕临休息前专门召集人员交代警戒。当地百姓也提醒，附近常有土匪出没。问题在于，大家把主要防备方向放在赤峰，谁也没有想到，一支由多股土匪和国民党溃兵组成的队伍，正在村西附近集结。

这些人约有千余人，准备前往赤峰投奔国民党军。双方距离很近，却互不知情。凌晨时分，代表团副主任李中权在村西活动，发现一批骑马持枪的人正在观察村庄。

哨兵上前询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对方没有回答，突然开枪，哨兵当场牺牲。李中权起初误以为是友军，说明自己是冀东来开会的代表团。对方却喊道：“我们是九路军！”话音未落，枪声再次响起。

李中权这才确认遭遇了土匪。他立即退回村内组织抵抗。由于警卫力量不足，干部们大多只有短枪，能够使用长枪的战士不过寥寥数人。土匪人数占优，很快攻入村庄，战斗变成逐院争夺。

彩凤营子村距离战场并不远，只要骑兵连迅速出动，局面或许会改变。苏林燕派出通讯员王生前去联络，随后又派出第二拨人员。然而，几名通讯员回来报告，始终没有找到骑兵连。

这意味着代表团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依靠的援兵。

战斗最激烈时，苏林燕、李中权等人退守一处院落。警卫班长李海山等人相继牺牲，胡里光也在枪火中中弹身亡。苏林燕知道形势已经无法挽回，命令烧毁机密文件和密电码，不能让重要情报落入敌手。

突围前，李中权对众人说：“要么战死在这里，要么冲出去，大家怎么决定？”

“冲出去！”

院门打开，战士们向东突围。王平民刚冲出门口便中弹，仍坚持爬行数十米；苏林燕冲出约七十米后牺牲。李中权的干部服十分醒目，成为敌人集中射击的目标。

一发子弹打断了他的右臂，另一发从后背射入，距离大动脉仅有极小的偏差。即使如此，他仍用左手持枪，带领部分人员继续前进。直到接近彩凤营子村，他才发现骑兵连已经撤到山上。

后来，李中权被警卫员扶上毛驴，途中遇到第二十军分区警备二团参谋长李天增率部赶来。援军一边救治伤员，一边阻击追赶的土匪，李中权这才脱离险境。

柴胡栏子一战，冀东代表团干部、战士共22人牺牲，其中包括五名师级以上干部：冀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苏林燕，冀东行署财政厅厅长王克如，冀东第十五地委宣传部部长冀光，以及王平民、胡里光等人。

村民同样遭受劫掠。由于一时找不到足够棺木，烈士遗体只能暂借百姓家中的柜子安葬，待当地解放后才重新迁葬。这样的细节，说明战斗给当地造成的损失远不止一份伤亡名单。

消息传到中央和东北局后，引起高度震动。敌人是突然袭击，伤亡有战场上的客观原因，但骑兵连未能按命令担负警戒，听闻枪声后又撤离，直接影响了代表团的生存机会。

据相关回忆，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明确要求追究责任，不能只追剿土匪，也必须查清警卫部队为何擅离职守。随后，第二十二军分区骑兵第三团第五连连长、指导员被军法处决，连队排以上干部受到严厉处分，一名擅自脱离岗位的年轻警卫员也受到惩处。

造成血案的土匪后来被各地部队追击瓦解。白金辉等匪首或被镇压，或在起义后受到处理，任芳伍则隐姓埋名多年，直到1969年被查获，1970年3月24日执行枪决。

幸存的李中权后来担任部队领导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柴胡栏子村留下的，不只是一次突围和几名幸存者的回忆，还有解放战争时期一条极其严厉的军纪：警卫部队既要敢于作战，也必须在关键时刻守住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