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春，南京长江码头，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面对江面上的军舰，做出了一个影响渡江战役进程的决定。此时，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仍有大批兵力和舰艇驻守，但这条看似严密的防线，内部早已出现了裂缝。
林遵并不是普通的旧军人。他出身军事世家，是林则徐后裔，父辈曾在北洋海军任职。青年时期，他进入烟台海军学校学习，后来赴英国、德国深造，专门研究海军和潜艇技术。选择加入国民党海军，并不代表他对其政治主张有多深认同，而是当时中国真正拥有成体系海军的，只有国民党方面。
抗日战争期间，林遵参加过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他还参与了接收南沙群岛的行动。长期的海军经历，使他更看重舰艇、训练、纪律和专业水准。至于党派纷争，在他看来，往往会干扰军人的本职。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这种“只问海军、不问政治”的观念，林遵后来既能率部起义，也一度对人民军队接管旧海军保持戒备。他不愿看到一支未经训练的队伍贸然接手军舰，更不愿意接受外行指挥内行。
1949年4月23日，林遵率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在南京起义，所属官兵约1200人，舰艇二十余艘。这一行动使国民党长江防线出现重要缺口，也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提供了便利。林遵的选择，显然不是一件普通的阵前倒戈。
渡江战役之后，人民军队开始筹建自己的海军。陆军部队能够依靠战场经验迅速扩充，可海军不同，舰艇不是缴获来就能立即使用，导航、轮机、通信、射击，每一项都需要专业人员。张爱萍奉命负责相关工作，很快意识到，林遵这样的旧海军将领，既不能简单排斥，也不能放任不管。
张爱萍到南京后，专程拜会林遵，谈起人民海军建设。林遵没有急着表态，只强调海军训练需要文化基础，军官还要掌握外语和专业知识。他的意思很明确：“海军不是有船就行，人员训练更不能省。”
这番话听起来刺耳，却并非毫无道理。当时人民军队的主体来自陆军，许多战士文化程度有限，懂舰艇技术的人更少。张爱萍并没有与他争辩，而是请他为新海军提供帮助。林遵虽然态度冷淡，但对技术问题并不拒绝交流。
为了缓和双方关系，张爱萍请南京市长刘伯承出面。刘伯承亲自会见林遵，谈到军队之间的差异时，承认陆军在海军专业方面经验不足，并表示人民军队愿意学习。林遵仍然没有松口，潜台词是：海军建设可以谈，但指挥和管理不能由陆军说了算。
张爱萍回来后，曾对刘伯承说，既然林遵有能力，不如让他来担任海军司令，自己退下来。刘伯承听后当即制止：“什么都能让吗？”随后又指出，人民海军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专业人才可以重用，军队的根本性质却不能改变。
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林遵有海军资历，却不是人民军队培养出来的干部；张爱萍海军经验不足，却承担着把旧式海军改造成新型人民海军的政治责任。司令职位不是单纯按技术高低分配，更不能因为某个人专业突出，就改变军队的领导原则。
不过，原则要坚持，人才也必须使用。张爱萍调整了办法，不再围绕“接收”和“改编”反复交涉，而是请林遵具体讲授舰艇训练、人员培养和航海教育。林遵这才认真谈起海军规律，认为普通水兵至少要有一定文化基础，还要经过系统训练；军官则需要学习英语、航海、轮机等课程，实习和见习都不能省略。
如果完全按照传统海军的培养周期，人民海军显然等不起。上海解放后，张爱萍通过旧海军人士了解到，美国海军在战争时期曾采用较为高效的训练方式，于是请来徐时辅等熟悉相关制度的人员，研究适合中国实际的速成训练方案。
这种办法并不是把专业训练彻底取消，而是在保留基本文化和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压缩培养环节，先让学员掌握操舰所需的核心技能，再通过岗位实践不断提高。首批学员经过短期训练便能承担基础航行任务，这让林遵看到了人民海军并非只能依靠旧海军的“正统道路”。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林遵。此后，林遵对人民海军建设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1950年4月，原第二舰队基本完成改编，林遵也接受了人民海军的统一领导。起义时他带来的是舰艇和人员，改编完成后，真正留下来的则是一套逐步确立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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