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陈沂接待罗帅派来的秘书，转述罗帅原话：说你反党，我不信

1963年秋，北京三〇一医院，陈沂刚做完鼓膜修补手术，耳边仍有闷响。曾在朝鲜战场留下的伤病，经过多年劳作后再次发作，他不得不住院治疗。就在这时，罗荣桓得知老部下进京，派秘书李新阶前来探望。

病房里，李新阶没有寒暄太久，而是转述了罗荣桓的话：“说你反领导，有可能，但要看是什么领导；说你反党，我不信。”这句话并不长，却让陈沂久久没有作声。此时的罗荣桓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仍惦记着一个被划为“右派”的旧部。

两人的关系，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便已建立。陈沂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罗荣桓则是他直接敬重的领导。解放海南岛战役结束后，陈沂到北京参加参谋长会议，罗荣桓曾当面为他安排去向。

罗荣桓当时负责总政治部和干部工作，提出宣传部、文化部、秘书长三个岗位，让陈沂自己选择。陈沂舍不得离开部队，最终去了总政治部文化部。林彪在济南养病期间，陈沂还专程前去说明情况，得到同意后才正式履新。

文化部起步并不体面。办公地点简陋，人员来自各个野战军，设备和经费都很紧张。罗荣桓来查看时，看到屋里人挤人，笑着说：“这简直是个难民收容所。”陈沂回答：“条件差，干劲不差。”

这支队伍很快承办了解放军战绩展览。展览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重视，后来筹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也与这次展览的影响有关。陈沂很清楚，部队文化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墙报和慰问演出上，必须形成自己的出版、宣传和电影力量。

在他的推动下，《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相继筹办，刊名分别得到毛泽东、朱德题写。创办“八一”电影制片厂时，军内缺少专业人才，陈沂便从各处物色人选，邀请唐瑜负责业务，又调陈播担任厂长。这个过程不顺利，但他坚持认为，军队应当有自己的影像记录和文艺阵地。

抗美援朝期间，陈沂担任慰问团副总团长，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回国后，他组织整理前线见闻，编成《我们从朝鲜回来》《停战后的朝鲜》，并到山东、南京等地作报告，动员群众支援抗美援朝。

南京报告结束后，陈毅邀请陈沂到家中交谈。陈沂谈到，群众捐献飞机大炮时，能否在飞机上留下捐献者或地区的名字。陈毅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建议上报周恩来。后来，河南常香玉豫剧团捐献的飞机，被命名为“常香玉号”。

1955年授衔时，陈沂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那年他43岁。有人替他觉得军衔偏低，毕竟他曾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周纯全、李聚奎等旧同事则获授上将。

陈沂自己也短暂想过这个问题，但很快放下了。他认为，自己参加革命多年，却不是以战场指挥见长，授衔应当看实际贡献和所长。作为军队文化系统中少有的将军，他更在意的是怎样把文化工作真正做起来。

转折发生在1957年。围绕“双百”方针和文艺工作的讨论日趋激烈，《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发表后，陈沂认为文章立场有可取之处，但发表时机和表达方式仍需谨慎。随后，他又撰文谈文艺创作的方向，强调文艺工作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建设。

同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到陈沂，称他是“左派”。在一次中南海座谈中，毛泽东还问起他的文章和对传统戏曲的看法。陈沂原以为这些情况能够说明问题，然而形势变化很快，政治标签并不会因为一句肯定便自动消失。

遗憾的是，陈沂后来仍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撤销军衔，下放劳动，每月生活费只有28元。他曾在处分会场上说：“你们开除我，我自己没有开除。”这句话，反映出他的不服，也说明他并没有承认那些指责。

1958年3月23日，陈沂被送往黑龙江。原本有人提出让他到门头沟挖煤，黄克诚认为处分过重，周恩来也提出下放劳动不能把职务一并全部取消。最终，陈沂被安排到齐齐哈尔郊区的园艺试验站，长期进行劳动和监督改造。

在北方的日子里，他每天记录劳动情况，空闲时读书。王震前去看望时，提醒他要作长期留下的准备。陈沂说，争取三年解决问题。王震却告诉他，至少要按十年打算。这个提醒很冷峻，却让陈沂后来面对一次次希望落空时，没有彻底失去耐心。

临行前，陈沂曾到罗荣桓家中辞行。罗荣桓劝他：“摔了爬起来，要有政治家的风度。”陈沂把这句话记了下来，也把自己的态度告诉妻子马楠：“只要我们党搞马列主义，我就一定会回到党内。”

1962年夏，周恩来在哈尔滨接见陈沂，开口便说：“陈沂同志，你这些年受苦了！”谈话中，周恩来讲到司马迁受辱仍写成《史记》，问陈沂难道还没有司马迁那几根骨头。陈沂明白，这既是安慰，也是提醒。

到了1963年，长期劳动留下的伤病集中显现。经老战友张万春、李聚奎等人帮助，他两次到三〇一医院治疗。罗荣桓自己的生命已进入最后阶段，却仍派秘书探望。李新阶转述的那句“说你反党我不信”，成为陈沂在病床上听到的最重的一句话。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陈沂带着孩子赶去送别时，遗体已经运走，他只能站在遗像前鞠躬。病房里那场迟到的探望，也成了两位老战友之间最后一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