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回上海看望贺子珍，回京后毛泽东追问：你妈现在是什么样子？

1950年前后，北京中南海，李敏从上海回到父亲身边。她带回来的行李并不轻，除了母亲准备的土特产，还有一些北方不容易买到的蔬菜。毛泽东见女儿进门，没有急着问学习，也没有先看她带了什么，而是开口问起了贺子珍。

“你妈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这句问话看似平常，却牵出了一个家庭多年分离后的牵挂。李敏见父亲神情认真，故意逗他说：“我妈可胖了，腰粗得像水桶。”

毛泽东没有被她骗住。他知道贺子珍身体一直不好，长期患病，情绪也常受影响，断不会突然变得肥胖。李敏只好改口，告诉父亲，母亲仍然很瘦，生活也有不少困难。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关心的并不是一句“过得好不好”就能概括的。他继续询问贺子珍住在哪里、身体怎样、日常有没有人照料。听完女儿的诉说，他对李敏说，若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去找汪东兴。

这件事后来确实有了结果。在汪东兴协助下，贺子珍一家搬进了陈毅腾出的寓所。对一个长期独居、身体欠佳的人来说，住房并非小事。毛泽东没有直接出面安排，却通过女儿把这份惦念落到了具体处。

李敏之所以成为父母之间的重要联系，也与她特殊的成长经历有关。她幼年曾随贺子珍生活在苏联，家中很少提起父亲。贺子珍担心孩子受到外界关注，甚至叮嘱她不要轻易说出自己的身世。那段日子里，李敏主要使用俄语，中文基础十分薄弱。

1947年，贺子珍带着李敏和毛岸青回国，先在哈尔滨生活。李敏在苏联生活多年，回国后既听不懂复杂的中文，也不会写汉字。贺子珍文化程度不高，却清楚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女儿学习中文、练习写字，还希望她保留俄语能力。

后来，李敏被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见到多年未见的女儿，曾亲切地称她为“小外国人”。这不是责怪，而是对她生活经历的调侃。父女重新相处后，李敏逐渐适应了北京的生活，也在父亲身边补上了中文学习这一课。

毛泽东工作繁忙，但对女儿的教育并没有完全交给别人。他让李敏背诵唐诗宋词，从简单、易懂的篇目入手，边讲意思，边培养她对汉字和古典诗词的兴趣。李敏后来能够用中文写信，和这段时期的训练分不开。

父亲的严肃与慈爱，在日常小事里更明显。李敏初到身边时，不懂父亲工作时不能随便打扰，有问题便把脑袋探到门缝里。毛泽东通常不会发火，而是放下手头的工作，听她把话说完。这样的相处，使原本有些孤僻的孩子慢慢活泼起来。

李敏寒暑假去上海看望贺子珍，也成了父女之间固定的联系。毛泽东常亲自过问行装，让警卫员准备适合带给贺子珍的物品。到了上海，李敏先把父亲捎来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再讲北京的生活，讲父亲如何教她读诗、写字。

母女重逢时，贺子珍最在意的仍是女儿本身。她会仔细看李敏长高了没有，中文说得是否流利，性格有没有变化。看到女儿比从前开朗，她既欣慰，又难免感到复杂。孩子已经在另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母女之间的亲近，需要靠一次次见面和书信重新维系。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贺子珍曾经重逢。两人分别多年，见面时都十分激动，贺子珍一度落泪。由于长期隔绝，重逢并没有变成普通夫妻那样的团聚，更多的是对彼此身体和生活的询问。那次见面后，贺子珍的身体和情绪都受到影响。

1976年9月，毛泽东病重。李敏赶到父亲身边时，他已经难以正常说话。有人回忆，他曾在空中反复画圈。后来家人将这个动作与贺子珍的小名“桂圆”联系起来，认为那是他在生命末期想起贺子珍。这个解释属于亲属回忆，细节未必能够完全考证，但父女之间长期传递的那份牵挂，确实贯穿了许多年。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她留下的遗物中，有毛泽东写给她的信件，也有一方白手绢。对李敏而言，上海与北京之间那一趟趟往返，不只是女儿探望母亲，更像是两个多年分离的人，借着孩子保持着难以割断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