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粟裕看到一篇把刘畴西称作“叛徒”的文章，立刻提笔向中央反映情况。此时距离谭家桥战斗已经过去46年，方志敏、刘畴西牺牲也已过去45年，可这位老将仍无法接受这种未经核实的定性。
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粟裕是否忘记了当年战场上的失误，而在于他把“军事责任”和“政治叛变”分得十分清楚。一个指挥员可以判断失误，甚至给部队造成严重损失，但这并不等于他背叛了革命。
1934年7月，中央红军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红七军团奉命北上。粟裕担任参谋长，部队一路作战，最终进入闽浙赣苏区。同年11月，红七军团与当地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粟裕任参谋长。
这支部队成立不久，便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攻。红十军团兵力有限，装备和训练也难以与敌军相比，只能在运动中寻找机会。1934年12月14日，部队在安徽谭家桥附近与王耀武部发生战斗。
战前，粟裕主张让战斗力较强的十九师担任主攻。这个师经过多次战斗锻炼，师长寻淮洲也是红军中颇有威望的年轻将领。但刘畴西更倾向于使用自己熟悉的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
有人问：“为什么不用十九师打主攻？”
粟裕的判断很直接：“这一仗要打硬仗，主攻部队必须经得住冲击。”
刘畴西没有采纳这一意见。战斗打响后，原本准备实施的伏击没有达到预期，部队很快陷入苦战。更为严重的是，寻淮洲在战斗中负伤，随后壮烈牺牲。红十军团也因此付出沉重代价，未能实现歼灭敌军的目标。
谭家桥失利，是粟裕多年后仍然记得的一件事。不过，战场上的决定往往受情报、地形、部队状态等多重因素影响，不能把全部后果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性格或能力。粟裕对刘畴西有意见，更多是对错误判断造成后果的惋惜。
战斗失利后，红十军团向赣东北方向转移。到1935年1月，部队已经遭受严重损失，能够继续作战的兵力大幅减少。粟裕率先遣部队行动，试图抢在敌军合围前打开通道，主力却在行进过程中多次停留。
粟裕意识到，敌军正在收拢包围圈，继续耽搁会使部队失去突围机会。他与方志敏商量后，准备前往劝说刘畴西尽快行动。方志敏说：“还是我去，你的话，他未必听得进去。”
这句话并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当时指挥关系和部队处境的真实反映。方志敏在红十军团中具有重要政治地位，也熟悉当地情况。遗憾的是，劝说没有改变局面，主力部队最终被敌军包围，战斗中大量人员失散或牺牲。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被俘。刘畴西随后也落入敌手。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刘畴西同日遇害。两人在生死关头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这一点有明确历史记载，也是判断刘畴西政治品格的根本依据。
粟裕当然清楚刘畴西在谭家桥和转移过程中的责任，却没有因此否定他的革命立场。对粟裕而言，承认错误属于实事求是，替刘畴西洗刷“叛徒”罪名，同样属于实事求是，二者并不矛盾。
他在信中强调，涉及一个同志是否叛变，必须有可靠证据，不能凭一篇文章、几句传闻便下结论。这样的结论不仅关系本人声誉，也会影响其家属和后人。历史评价一旦失实，纠正起来往往十分困难。
这封信推动有关方面更加重视革命烈士的历史结论。1981年，中央有关部门在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时，进一步强调尊重事实、慎重定性。刘畴西作为红军将领，虽然有过指挥失误，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叛变，牺牲时仍是坚守信仰的革命者。
1980年年底，粟裕还收到刘畴西家属来信，得知其生活困难后，立即将情况向中央反映。在有关方面关怀下，家属生活得到改善。这个细节说明，粟裕并没有把战场上的分歧带入对烈士及其家属的评价之中。
军事失误可以讨论，历史责任可以分析，烈士称号却不能凭空剥夺。粟裕晚年坚持以烈士对待刘畴西，正是因为他既记得谭家桥的教训，也没有忘记刘畴西在狱中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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