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黄金城下：一个赣西农家的历史印记

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我家位于赣西小县高安的南部。高安建县于汉高帝六年（前201），初名“建城”，唐武德年间，因避太子李建成讳而更名“高安”。在高安南部有着众多山岭，对此清朝人曾描述道：“起钧山，过桃树峡，上黄金城，叠起荷山，下枫岭而清潭，而鸡骨、马鞍诸岭，势若长城，一气奔腾。”（何识定《高安县山川形势图说》，见乾隆《高安县志》卷首）从钧山到黄金城，到荷岭，再到马鞍山诸岭，仿佛长城一般奔腾一线，横亘在县境南部，而我家就在黄金城山下。宋代史家刘恕诞生在钧山脚下，明代史家陈邦瞻诞生在荷岭脚下，所以我上大学进入历史专业学习以后曾和人说：我们“长城”脚下风水好，适合搞历史。这是玩笑话，但也确实包含着我对乡梓前贤的敬慕与自我期待。

一个县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那么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又能追溯到多远呢？三百多年前，一生为官南北的高安先贤朱轼曾这样描述中国南北地区在追述祖先时的差异：

燕晋士大夫不能言五世以上祖，而吾乡田夫野老，动曰：“吾宋祖某，唐祖某，周、秦、汉祖某某。”大都皆帝王圣贤，泽被后世；文章节义，昭垂史册，为后儒仰宗。（《朱文端公文集》卷一《高氏族谱序》）

在朱轼的笔下，似乎高安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能将千年以前的祖先随口道来。但其实在“吾乡”，如果没有族谱，大家对于祖先的追述也只能是上溯四五代而已，我家即是如此。一直希望能有时间好好写写家史、留存下家族记忆，暑期得暇，得以收聚、梳理资料，方才成文，下面且听我慢慢讲述吧。

乾隆《高安县志》卷前《南乡山川乡都图》

洞里罗家

我生长的村庄俗称“洞里罗家”，位于高安市新街镇。村落不大不小、中等规模，现在大概有120户人家。洞里罗氏是从十五六里外的丰城京堆（今董家镇京山村）迁至现地的。迁移时间，族谱没有明确记载，只知道始祖“用辛二”生于“宋嘉定甲子”。“嘉定”（1208-1224）是南宋宁宗年号，但是无“甲子”，族谱应该有误。《江西省高安县地名志》中记述迁移时间是“宋端平年间”，不知依据何在。（高安县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省高安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年，第218页）这个地方在罗氏之前已经有其他族姓聚居了，比如张家、魏家（魏氏目前还有两户，并入了罗村）等等。其他村落都已消失，但在地名中还保留了它们的痕迹，比如：张家井、魏家桥、朱家山……这是它们曾经存在的证明。

这么多聚落为什么消失了？我的猜想是和战争与饥荒有关。《罗氏重修宗谱·洞里世业》载：“憩息亭，光兆公建，乃瑞丰通衢，至夏日施茶以利行人。”我们村中至今有一条路，被称为“大路”，这条路应该就是族谱所谓“瑞丰通衢”，是高安（瑞州）与丰城之间的交通要道。在清代的交通体系中，由省城通向地方府城及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的支线即称为大路，罗村的“大路”应该就是此种性质。既然是交通线，平时可供商旅行人往来，战时自然也是兵、匪经行之处。在《罗氏重修宗谱·洞里传·宪通公传》中记载了传主罗宪通的母亲在干戈扰攘之后，努力抚育幼儿、振兴家业的感人事迹：

处士罗公宪通，世为黄石洞人。初，公生六岁而孤，母氏张誓守而育之。值明季之乱，刦掠不时，又且居当戍兵之冲，一切产计荡然无存者。丙、丁荒洊，凡乡邨十墟其九。卒以茕茕孤寡，能自成立，盖若天所助焉。厥后用耕织起家，渐饶裕，有所贷于人，不责其必偿，仍周急于邻里。人咸以长者目之。

这只是明清之际战乱的一个缩影。军队、土匪流氓的劫掠，加上随后的饥荒，乡村“十墟其九”，可以想见当时的衰败景象。罗氏之前的那些村落，大概就是在这样一场又一场的战乱与饥荒中，湮灭于历史的尘埃。而只有罗家幸存，并延续到了今天。我父亲和我说幼时听大人讲，有一次军队经过，全村人躲藏起来，以手掩孩童之口，恐其出声、引来兵匪。这个故事的年代已不可考，但是祖先们当时的那种恐惧心情却通过故事得以流传下来。

罗氏祖先为什么要迁居于此呢？族谱所载和口耳相传的故事不太一样。族谱的记载主要着眼于居住环境（或说风水）：

（罗氏祖先）见山水形胜。秀水绕聚，从黄金城山发脉，流入升塘口，随湾随曲，有似于腰带。水前有一峰，名为梅花岭。后有一岭，名为罗汉山。前向梅花岭作案，后伴罗汉山盘坐，有似于纱帽山，因而徙居于黄石洞里。

这条“秀水”今天已经看不见了，但是“黄金城”仍在，明代的陈邦瞻曾有诗记述其登黄金城的经历。（见《荷华山房诗稿》卷三《登黄金城山有述》）至今乡人亦多能道康熙进士陈守创在山上读书的故事，梗概如下：陈守创父母早亡，由嫂氏抚育。他常读书于黄金城山上古庙，每当天黑，都有两盏灯护送他回家。有一天回家，灯灭了一盏，到家后嫂嫂问他当天做了什么事，他回想后说有人想离婚，请他写字据，他帮对方写了。嫂嫂了解情况后，让他毁掉离婚字据，此后送他回家的灯又恢复成了两盏。

这个故事情节简单，且包含了明显的玄幻成分，但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可说明当时的社会风习，不管出于何种缘由卷入到男女离婚之事中都不是时人认为的好事。陈守创后来高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三百多年后，他仍未被乡人遗忘。

如果要说洞里风水好，并非无稽之谈。事实上居住环境确实也是很不错的，先人对此有清醒认知，《罗氏重修宗谱·洞里世业》记述乾隆五十三年（1788）洞里重修祠堂云：

（祠堂）落成，前向张、陈二姓，左右松竹山环，挺对南岭，屏峰金城，秀水带长。左有四山拱护，右有七雄回顾。虽未敢云尽善，而亦称苟美。

所谓“四山拱护”，指的是村落北部的几座山，至今尚存。“七雄回顾”指的是村落南部的七条垱，前几年搞农田改造，已经全部铲平了。父亲说我们村是“船子地”，用垱拦水，没有垱，船就流走了。以上是族谱所载迁居原因，我略微做了点阐发。父亲还告诉过我另一个版本，是村中口耳相传的故事，概述如下：罗家的祖先经商，路过今天洞里所在的地方，在树下休息歇脚。离开时，他遗落了食盒。几个月后，他又路过此地，食盒尚在，打开以后发现饭菜还没有腐坏。十分惊异，觉得此地风水不错，于是迁居于此。

这个故事起源于何时、有多少可信度？已经无法追索了。今天洞里村头，还有一棵树干中枯的大樟树，每年都会长出新叶，不知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祖先歇脚的那棵？每当我路经大树下，看到古干新芽，脑海中就会蹦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我们这个古老的村落、我们家，又何尝不是一直在与时维新呢。

村口的古樟

不能叫“草鱼”

我的高祖父名福草（1859-？），父亲告诉我，在他小时候家里把“草鱼”称为“香鱼”，因为先人的名字不能叫。文献学课上学过的“避讳”不仅存在于古代典籍之中，也扎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延续至今。小时候，见堂哥和同学拌嘴，对方只需说出“文房四宝”四字就能顺利激怒堂哥，因为我四叔名“四保”，用谐音来影射对方父母，带有侮辱性质。一直到今天，人们为新生儿命名时仍会有意避开长辈名号中的同一字和同音字，虽不严格，但也可见传统的遗痕。不过有些字似不在避讳之列，如“英”“莲”等，大概是晚清民国女性取名的通用字，故在母女之间常见重复。

家里保存有一张民国十七年（1928）的分家书，详细记载了太公兄弟四人所分田地产业情况，其中有如下语句：

立分关，罗福草，占天恩，生四子：亨树、亨明、亨德、亨顶。父母每年吃谷，见子四担，共谷一十六担。……父母周旋孝养。

民国十七年（1928）分家书

所谓“周旋孝养”就是每家轮流照顾一段时间，而口粮则是每个儿子每年提供四担稻谷。族谱上失载福草去世的时间，由分家书可知至迟在1928年他和妻子依然在世。他的妻子游氏（1859-？），出自今天黄沙乡下辖的新塘游村。网络上流传有民国时期的《游氏六修宗谱》，我曾试图在里面寻觅高祖母的身影，可惜族谱有所残缺，未能觅得。但无意中却看到与新塘联修族谱的墈溪游村（今称坎头，距洞里约6公里）世系中有这样的记载：“伦洗……商本省馒㕣，逆匪窜据筠州，意欲回家保全眷属，卒至被贼掳去，迄今存亡不明。……长女茄英适洞里罗。”筠州是高安的旧称，据《高安县志》，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起义军曾三次攻克瑞州（府治在高安），首次在1853年，最后一次在1861年。（江西省高安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高安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0页）游伦洗生于道光五年（1825），即使按最后一次算，他被掳时至多也只是37岁。至于他的女儿茄英，翻检罗氏族谱，符合条件的只有罗亨有的妻子游氏，她生于咸丰二年（1852）。父亲被掳时，她至多10岁。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样的场景：兵荒马乱中，伦洗匆忙赶路，想回家乡保全一家老小，不幸半道被兵匪戕害。而他的女儿茄英就像《寻梦环游记》中那位老奶奶一样，终生都在等待爸爸回家。游氏家谱中“迄今存亡不明”六字，近二百年后读来仍令人怆然神伤。茄英比我的高祖父、母大七岁，生活于同一时空，他们肯定是很熟悉的，不知在农忙与家事的间隙，他们是否还会聊起那令人胆战心惊的兵燹？

游氏家谱中记载的游伦洗

还有一个关于福草的故事，讲的是村旁清高公路（今高胡公路）修筑通车时，他搬着凳子去看热闹，回来时别人问他看得怎么样，他说车很快，像鬼一样“呼”的一声就过去了。据《高安县志》，清高（清江至高安）公路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三月开始修筑，民国二十七年（1938）八月二十一日修竣通车。（《高安县志》，第185页）如果这个故事没有问题的话，福草至晚1938年还在世，当时日寇的铁蹄已经踏上了华夏国土。福草这一代人，生逢太平天国，晚年又遭日寇侵华，一生都笼罩在战乱的阴霾之下。

据族谱记载，福草生有五个儿子，实际上长大成人的只有四个——亨树、亨明、亨德、亨顶。四兄弟跨越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想来易代之际他们应该有着不少值得书写的悲欢故事，可惜文字与口传资料都很匮乏，难于着笔。但有一件婆婆（我家对奶奶的称呼）讲述的旧事，应该笔之于书。事情发生的时间难以详考，可能在1951年或1952年。我有一位堂公公（公公的堂兄，公公是我家对爷爷的称呼），他的妻子是云下陈村人。婆婆嫁入罗家后，陈氏常来找婆婆聊天。常常是在晚间，婆婆躺在床上，她坐在床沿，等公公从外面回家后，她也就起身回自己家了。过了一两年，有一次，她的家婆（即普通话中的“婆婆”）假装带人来家里看牛，说是要卖牛。谁知卖牛是假，卖人是真，被买家相中后，那天晚上她就被强行卖到十几里以外的傅家圩去了。这种近于公开的人口买卖怎么会发生呢？我试着追问更多历史细节，婆婆说：“她娘家驮了阶级。”陈氏的娘家被划成地主，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而罗家的成分是贫农。娘家人自身难保，哪里又敢管出嫁女儿的事情。罗家捕捉到了机会，人性的恶借着时代的脉动得以肆意宣泄。当我进一步追问陈氏被卖的原因时，婆婆说他们说她痴傻，但是和她常聊天的婆婆并不这样认为。被卖以后，有一次开“万人大会”，陈氏还乘机找到婆婆，和她说了会儿话，此后她们再也没有见过了。

土改后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

“柜疯子”与“欢阿婆”

我的太公名亨顶（1904-约1964），太婆名刘从英（1909-1962），她是新黄塘刘村人。罗氏在二十世纪曾两次续修族谱，一在民国十三年（1924），一在1993年，中间近七十年人物生卒、葬地等信息因为草谱的遗失而颇多缺载，太公、太婆的去世时间即未被族谱载录，但太婆逝后的一张殓葬日课单偶然保存下来，她的生卒时间也由此留存。

1962年刘从英殓葬日课单

亨顶与从英育有二子一女，长子运（口丐），据说书读得很不错，可惜十九岁时早逝。次子运柜，就是我的公公。运柜生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底，西历已是1931年1月，但由于族谱编修时只是简单地将民国十九年换算成1930年，所以族谱载录的出生时间讹误成了“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廿六日”。运柜和哥哥迥异，不喜欢读书，所以也没什么文化。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国军行经洞里，全村人避兵山中。尚是少年的运柜偷偷跑出去观看，士兵发现后，把他抓进军中帮忙杀猪做饭，后来亨顶将他替换出来，自己随后也偷跑回家。之后运柜又一次被军队抓住，自己偷偷溜了回来。因为有这两次少不更事的经历，村里人给他取了个外号——“柜疯子”。据婆婆说，太婆每次听到别人叫公公“柜疯子”，都要与对方发生口角。

我的婆婆名聂欢英，她家聂村，今属新街镇稳泉行政村。欢英生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至今仍算硬朗，唯目力、耳力渐衰。运柜和欢英于1949年旧历九月十二日结婚，其时是公历11月2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刚一个月。此前运柜有过一个童养媳，是附近上寨陈村的。小女孩从小就被抱到罗家，后来因为喂食煮红薯被烫伤，无法正常进食，就这样夭折了。欢英从没提起过10月1日这个特殊的日期，她大概也不知道新中国成立于哪一天，可以想见她的生活并未在此日前后立即发生突变，赣西乡间的时代车轮还没有迅猛奔驰。

1949年罗运柜、聂欢英的嫁娶吉课单

欢英回忆说小时候家里很穷，她三十来岁就守了寡的婆婆每天晚上都会做豆腐，所以出门卖豆腐是她童年记忆中的重要一部分，而她爸爸也常榨些米粉卖钱补贴家用。她说那时候能吃上一顿红薯做的粉丝就算好的了，她在娘家时总是生病，可能与长期的营养不良有一定关联。结婚时聂家要了300块钱的肉和300块钱的面作为彩礼，但实际上只收了一半，另一半折返回了罗家。

刚解放的赣西农村，还有着旧社会的遗痕，宗族械斗即是其一。作家江子说：“我的故乡赣江以西曾经是个习武成风的地方。每到春节，几乎村村的男性都会聚集到祠堂练武，刀枪剑戟，石锁板凳，汇聚一堂。”（江子：《回乡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页）同处赣江以西的罗村，情形正与此类似。据说罗村当时家家户户都有一根八尺长的木棍，农闲时村民常常练武。而最大的用武之地，就是与邻近村族的械斗，当时土语中称之为“上阵”，颇有战场上刀兵相见的意味，其目的在于争夺山林等资源。新中国成立后，罗村至少还和周边的长沙铺范村、珠湖傅村发生过械斗，因此和范村甚至有数十年的时间互不通婚。罗村规模不大、人口不多，但当时人心较齐，在械斗中反而常处于上风。有一次欢英去黄沙岗镇上赶集，走回村时天色已晚。运柜叫了几个人一起在路口焦急等候，等看到她时，运柜说：“我们还以为你被人捉去吊起来了呢。”那时，械斗双方乘对方村民落单，将其抓起来关押的事情并不鲜见。后来随着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展开，械斗也被制止，逐渐变为历史陈迹。

在欢英的叙述中，运柜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对家中事务不太操心。但这样的人往往又会具有另一些特质，运柜爱看热闹，头脑也比较灵活。有一次开“万人大会”，欢英没有去，运柜回家后绘声绘色地告诉她会上有人的叶子（高安方言，即肝）都被打出来了，欢英听说后觉得心头恶心，一天都没能吃下饭。运柜还对农田水路比较熟悉，在人民公社时期管过生产队的生产。当时有偷公家粮食者，其他人向运柜告状，他说：“我只管生产，粮食有保管。”那时确实另有“保管”负责粮食的庋藏，但运柜万事不愿操心的性格于此也可见一斑了。

运柜逝世于1985年的中秋节。而欢英今年已经95岁高龄，变成了同村后辈嘴中的“欢阿婆”。她常觉得无聊，说：“以前晚上还纺纺纱，现在晚上什么事都没得做，没意思。”当然，她也常回忆自己和伙伴年轻时受家婆苛待的经历，比如曾告诉我某位我幼时见过的老太太是位童养媳，年幼时纺纱纺断了，家婆把断了的纱缠在那位老太太手指、拿到火上去烧，她俩年轻时常在一块儿哭。相形之下，时代毕竟还是进步了。

95岁的欢阿婆

坚韧的春林

运柜和欢英育有二女六子，过去农村地区都觉得人多是好事，现在看来确实也不坏，欢英说自己喜欢闹哄，别人也觉得她年老了福气很好。我的父亲名春林，是家中第三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春林出生于1957年，新社会让他得以受到比父祖辈更多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念到高中毕业，当时没有高考，也就没能上大学，他有时说自己是受了“四人帮”的迫害，所以没上成大学。

大概在1964年，春林在村里祠堂中开始了学生生涯，他已记不清自己读过几年小学（只知道好像是7岁开始上的学），但记得学过一点简单的数学，此外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毛主席语录、诗词以及“老三篇”。1971年上半年，他进入了初中学习，当时学年与自然年是重合的。那时中学颇有点军事化管理的味道，年级主任称为连长，班级则以“排”为号，班主任为排长，班长是副排长。当时每个班级都有一块责任田，每周有两个整天需要进行农业劳动。学习内容则除了语文、数学外，还增加了农业基础，不再过多局限于毛主席的论著了。初中原本是两年制，春林应该在1972年下半年毕业，但后来延长半年，毕业就到1973年上半年了。他的成绩还算不错，当年顺利进入了新街中学念高中。当时上高中其实推荐成分很大，成绩并不是主要参考要素。高中两年，依然每周要进行两天的农业劳动，有时还要下乡，到老乡家居住一周左右，帮忙干点活。高中第二年开始分专业，春林进入兽会班学习，学习内容主要由兽医与会计两部分组成，但这些专业知识，他后来基本没用上。

春林在部队时的驾驶证

1975年，春林高中毕业。因为当时尚未恢复高考，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也没有他的份，于是回家干了一年多农活。1976年他报名参军，当年12月22日收到入伍通知，正式入伍已是次年1月了。春林所在部队是陆军第20军军直防化连，他至今仍清晰记得该部代号是33600部队72分队，驻地在河南开封。这是一个颇为特殊的部队，1974年1月13日，正值“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江青给防化连写了一封信，同时派谢静宜和迟群给连队送去运动参考资料并进行宣讲。防化连由此和大庆、大寨一道，成为“十年动乱”后期红极一时的三个代表群体，被深深地卷入运动旋涡。等到春林入伍时，“四人帮”已经倒台几个月了，防化连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他说当时在礼堂中看电影，防化连的座位总是在楼下最前面，看戏时则在楼上最后面，都是最差的观赏位置。而“四人帮”时期曾七次登上《人民日报》的指导员俞文春也正被审查和批斗，俞后来离开部队时，还到防化连和战友告别。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步入正轨，春林在部队中一待就是8年。军队生活给他带来了终身的影响，他至今还会在家中时不时哼唱：“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1984年10月他退伍回到老家（退伍证上的正式日期则是1985年1月1日），通过从部队学到的驾驶技术，在交通局汽车运输公司成为了一名班车司机，刚开始时每月工资37元，渐渐有所增加。可能是受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影响，1993年公司开始改制，要求驾驶员承包班车、自负盈亏，每个月要给单位上交一定的份额。因为没钱承包，春林选择停薪留职，到福建石狮替人开车跑运输。主要是在石狮与广东普宁市、峡山镇之间进行货物运输，也顺便载人。来回一趟要两天时间，酬劳是200元，远远高于当时一般职工的月工资。直到1997年，春林才从福建回到老家。在老家帮镇上的瓷厂开过车，也承包过大队的砖窑，但都没怎么赚到钱。我上大学时还陪他去要过一笔当年的购砖赊欠款，对方是通过亲戚赊账的，他很多年前已经把欠款给到亲戚，但亲戚自己昧下了，并未归还，至今也不认账。这所谓的亲戚就是我家附近村庄的，上门要账时他的儿子甚至还出言不逊，欠款自然不了了之。十里八村，欺软怕硬的事经常上演着。2002年，原来的运输公司要求员工回到岗位，否则需申请请假并交钱，于是春林又回到公司上班，工资是每月240元，后来慢慢有所增加，一直到2014年办理退休。

春林的退伍证

春林是一个很有韧性、家庭责任感很强的人，他1983年和我母亲黄俊秀结婚，俊秀没怎么出去工作过，一直居家照顾家庭。春林一个人勤恳工作，把五个小孩抚养成人。为此他也落下了难以治愈的职业病——腰椎间盘突出。他自己没上过大学，但哪怕经济再困难，他对子女教育也毫不吝啬。小学时，我买了一套《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花了120元，那时他的工资可能也就一千来块，经济压力很大。当我把书抱回家时，心里还有些忐忑，但并未受到任何责备。父母的坚韧、本分、无私付出，是我成长路上取之不尽的精神养分。现在，子女们都已长大成人，春林和俊秀也早已退休，每月拿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养老金，在黄金城下的那个小山村过着熟悉的生活，他们持续了几十年的拌嘴声依然时不时响起……

2024年春林和俊秀在颐和园

我是学历史的，并坚信史学的价值。就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说，我常常能从过往的遗痕中获得面向未来的、生生不息的进取力量。在家史的探寻与书写中，我希望那些往事不管是善也好、恶也罢，都能尽量客观真实地呈现出来。因为真实，才有可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生命启迪。

罗伟峰（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