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口众多为何发展乏力？当年抗英失败，恩格斯曾指出其中原因

1857年5月10日，北印度米拉特，孟加拉军团的印度士兵冲入监禁营，释放了被关押的同伴。随后，他们砍断电报线，骑马向德里奔去。几天之内，局部兵变变成席卷北印度的反英战争，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经营百余年的统治，第一次遭遇如此猛烈的冲击。

这场起义并不是突然爆发。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依靠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和贸易特权，逐步控制印度。1757年6月23日，普拉西战役中，孟加拉纳瓦布西拉杰·乌德·道拉败北，英国扶植米尔·贾法尔上台。此后，孟加拉的财政、土地和贸易，越来越多地落入英国人手中。

问题不只在于换了一个统治者。

英国殖民体系最看重的，是印度能够提供什么。棉花、靛蓝、黄麻、鸦片、粮食，都是运往海外的商品。土地税却要用现金缴纳，农民一旦歉收，只能向放债者借钱。债务越滚越大，土地也就从自耕农手中转移到地主和高利贷者手里。

孟加拉的永久地税制度，表面上是固定税额，实际却把风险推给了农民。地主必须按期向殖民政府交税，农民则要承担收成下降、价格波动和额外盘剥。遇到灾荒，税收并不会自动消失。英国拿走的是稳定收入，印度农村留下的却是越来越多的佃农和失地者。

城市也没有逃过冲击。

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廉价棉纺织品大量进入印度，传统纺织业难以竞争。印度工匠失去订单，许多人只得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寻找活路。殖民地被安排成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本土工业发展的空间受到挤压。印度并非缺少手艺和商业传统，而是经济结构被外力重新塑造。

有意思的是，英国统治还把不满带进了军营。东印度公司军队中，印度士兵占绝大多数，英国军官却掌握指挥权。士兵薪饷、晋升和服役待遇长期不平等，他们的家乡又不断受到税收和土地政策影响。1856年，英国吞并奥德，许多孟加拉军团士兵正来自奥德地区，家乡变故让军队内部的怨气更加集中。

导火索是新式恩菲尔德步枪的纸壳子弹。士兵需要用牙齿咬开弹药包装，军中传言纸壳上涂有牛油和猪油。牛在印度教中受到尊重，猪则为穆斯林所忌讳，这一传言触碰了两大宗教群体共同的禁忌。

1857年3月29日，巴拉克普尔的曼加尔·潘德向英国军官开枪，随后被处决。事情没有因此结束，反而证明军队的不满已经公开化。5月10日米拉特兵变后，起义者进入德里，请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出面，借用旧王朝的名义号召各地反抗。

德里的象征意义很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参加了战斗，农民、士兵、手工业者以及部分地方贵族汇聚到一起。坎普尔、勒克瑙、贾汉西、瓜廖尔等地相继成为战场，起义迅速扩展到北印度和中印度。

但人多，并不等于能够形成统一力量。

起义者缺少共同的政治纲领，也没有能够调动各地兵力的中央指挥机构。有人要恢复莫卧儿王朝，有人希望保住地方王公的权力，还有人只是为了减轻税负、夺回土地。目标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很难建立稳定合作。

英国人很快抓住了这个弱点。他们拉拢部分王公和地主，承诺保留其土地与地位；同时利用印度内部的地区、宗教和身份差异，组织锡克士兵、廓尔喀士兵及其他部队参与镇压。许多地方没有加入起义，甚至站到了英国一边。

恩格斯观察这场战争时，曾把注意力放在地主阶层与英国人的关系上。他指出，只要大多数地主同英国达成妥协，起义者的队伍就会迅速瓦解。这句话说得很尖锐，却点中了关键：底层群众承担了战争的主要代价，而地方上层却在自身利益受到保障后选择退缩。

英国军队重新集结后，开始向德里推进。1857年9月，德里失守，巴哈杜尔·沙二世被捕并流放。1858年3月，勒克瑙被英军攻占；6月18日，章西女王拉克希米·拜在瓜廖尔附近战斗中阵亡。此后，起义转入分散游击，至1859年逐渐被镇压。

失败还带来了统治方式的变化。1858年，英国议会通过《改善印度管理法》，东印度公司的统治被撤销，印度改由英国王室直接管理。英国女王同时向印度王公作出保护承诺，殖民政府也更加重视利用地方贵族和宗教权威维持秩序。

这场起义说明，印度社会并不缺少反抗意志。真正致命的是，经济利益、地方权力和宗教身份彼此分裂，底层群众的力量没有转化为统一的政治行动。殖民者既用军队镇压，也用利益分化对手，使一场声势浩大的战争失去持续作战的基础。

至于印度后来发展困难的历史根源，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个民族“天生落后”。长期殖民掠夺破坏了本土工业，土地制度制造了大批贫困农民，教育和现代行政又服务于殖民需要。更棘手的是，印度内部的地方、宗教、种姓和阶层矛盾，被英国统治者反复利用。1857年的失败，正是在这些裂缝中被逐步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