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公支持下，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创办中信集团，后来当选国家副主席

1979年1月，北京，邓小平与荣毅仁的一次座谈，改变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路径。彼时，荣毅仁已经63岁，离开熟悉的纺织行业多年，却被邓小平点名，希望他重新发挥工商界和国际交往方面的特长。

邓小平没有给他安排一份普通职务，而是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成立一家能够代表国家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公司，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为改革开放打开一扇窗口。

“你是专家，经济工作要请专家来做。”这句话，后来成为荣毅仁接下重任的重要原因。

荣毅仁1916年5月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父亲荣德生，伯父荣宗敬，正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族企业家。荣氏家族靠面粉和棉纺起家，鼎盛时期拥有众多工厂，在中国民族工业史上留下了鲜明印记。

家境优越，却并不意味着道路平坦。荣毅仁青年时期就接触到企业经营，也亲眼见过民族工业在军阀混战、外资压迫和政治动荡中的艰难处境。193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家族企业工作，原本准备实业救国，抗日战争却很快打乱了一切。

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工厂遭受战火冲击，荣氏企业损失严重。1938年，伯父荣宗敬在香港病逝，家族经营的重担逐渐落到荣德生和荣毅仁肩上。面对日方提出的合作要求，他们多方推诿，不愿让企业成为侵略者掠夺中国经济的工具。

抗战胜利后，企业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安稳。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通货膨胀和强制征购，使民族工商业难以维持。荣德生还曾遭到绑架，荣毅仁由此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企业的命运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与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紧密相连。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荣毅仁没有选择离开大陆。解放军严格执行纪律，工厂和市民生活逐步恢复，这让他改变了原先的担忧。他把已经转往香港的家属接回上海，并决定留下来经营实业。

上海市领导与工商界座谈时，陈毅曾向荣毅仁说明，新政权并不以夺取私人财产为目的，而是希望保护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生产。荣毅仁听到这些话，心里有了底。对他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安慰，而是企业能否继续存在的现实判断。

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荣毅仁积极推动企业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他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分管经济工作。后来，他又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身份在变化，所关心的始终是工业生产、职工生活和企业管理。

抗美援朝期间，荣毅仁代表工商界捐献飞机和物资。对于一位出身民族资本家的企业家而言，这些行动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也表明他开始将个人家业与国家建设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失去的是个人的一些所得，得到的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类似的认识，使他在公私合营过程中表现得较为主动。毛泽东曾评价他是守法经营者，为工商界树立了榜样。荣毅仁也在复杂环境中经受住了考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需要了解国际市场规则的人，也需要能够与海外资本、金融机构和企业沟通的桥梁。荣毅仁既懂民族工业，又熟悉工商界情况，家族在海外拥有一定影响，这些条件很难被普通干部替代。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后来发展为中信集团。起步之初，办公条件并不奢华，制度和经验也需要摸索，但它承担的任务非常明确：替国家引进外资，推动技术合作，探索利用国际资本建设国内项目。

有意思的是，中信并不是只做传统贸易，而是把金融、实业、投资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国内建设资金紧张，仪征化纤工程一度面临困难。中信经过研究，向日本发行100亿日元债券，为项目筹得建设资金。这是中国利用境外债券融资的重要尝试。

荣毅仁曾对身边人说：“不能因为没有走过，就不敢走。”这句话并非豪言，而是中信早期工作的真实状态。每一次对外融资，都要面对制度、信誉和风险的多重考验。中信能够站稳脚跟，靠的是国家支持，也靠荣毅仁长期积累的商业信誉。

1985年7月，荣毅仁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他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世界知名企业家。此时的他，已经不只是荣氏家族的代表，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企业家。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荣毅仁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个任命引起国内外关注，因为一位曾经的民族资本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

就任副主席后，荣毅仁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建的中信公司。他曾表示，按照国家制度和工作安排，自己不再适合继续主持企业事务。中信的接力棒交到新一代管理者手中，而他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对外联系和经济交流上。

1998年，荣毅仁任期届满。2005年10月26日20时31分，他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按照家人安排，骨灰安葬于无锡马山华侨公墓。对于荣毅仁而言，从民族企业家到中信创办者，再到国家副主席，几次身份转换，都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折相互交织。